房地产市场扭曲的宏观原因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我同意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有相当程度的扭曲，表现在房价虚高；高档房的比例不适当的多，脱离了大众的需求；房地产业的利润比较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资金流入房地产业数量巨大，出现泡沫。

　　造成这种扭曲现象的原因很多。有些人认为是房地产业的企业家造成的，他们追逐利润，不愿意为大众服务，见利忘义。他们在舆论面前经受很大的压力，有口难辩，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微观经济学说明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没有错。有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就是不关心企业利润，把企业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了。现在房地产业所发生的扭曲，原因在宏观经济中。宏观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房地产业的企业家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

　　先说房价虚高。企业作为供给方，总是想方设法提高价格，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买方不是傻瓜，他们会尽量压价。现在房价高是买方愿意，而且也有钱，出高价买房，是他们，而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答案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上，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手里有很多钱，他们要买好房子，买大房子，买贵房子。开发商当然瞄准这些人的需求。难道要让开发商盖普通的低档房，可是卖不出去，同时却损失了高端客户。我国房地产市场偏向档次高的客户，普通的低档房盖得很少，这正是与我国财富分配中贫富悬殊有关。房地产市场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改变收入分配，房地产业的结构同样改变不了。任志强说了，房子是为有钱人盖的，我们怎么能说他们见利忘义呢？难道要他们盖一批没有客户的、卖不掉的中低档房吗？

　　政府垄断

　　高利润就可能长期存在

　　再说房地产业的利润特别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大家知道，高利润是维持不长的，只要竞争一出现，高利润就慢慢消失了。我国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能够长期维持，唯一的原因就是投入要素的竞争不充分。房地产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和土地，这两样要素都是竞争不充分的。土地是政府批的，资金是银行批的，市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而是靠关系。

　　现在土地要求通过公开拍卖，据统计，拍卖的还是少数。正因为土地市场没有培养起来，还是政府垄断着，高利润就有可能长期存在。资金的情况差不多，因为利率还没有放开，获取资金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靠关系。所以，房地产商都特别注意和政府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个别房地产商难免有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我国市场经济问题多多，办一个大一点的企业都离不开政府。可以说，大企业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

　　最后，房地产业的泡沫问题。房地产业为什么有泡沫？简单说，因为有大量资金没有别的出路，于是都涌向了房地产业，资金往哪边走，那边的价格就上升。一旦房价下降，大家争先恐后卖房子，就是泡沫破裂的时候。

　　上面提到的三方面的问题：收入分配、土地和资金市场的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讲，如果这些原因不改变，扭曲也没有办法纠正，责怪房地产开发商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上面的分析不错，我们就有了一个分析工具，用于观察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关系。

　　（编辑：宫丽丽）

茅于轼：年底通胀压力将会增大
　　来源：天府早报
　　茅于轼是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有着“当代中国最有道德修养和良知的经济学家”之称。此前，其发表的“替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的观点引起不少争议。“我的说法是客观、现实的。”茅于轼的回答很坦然。
　　交换才能产生财富
　　昨日，当这位81岁的老人出现在论坛现场时，立刻博得了企业家们热烈的掌声。
　　“尽管前年有帮助民营企业的30条扶持政策出台，去年国家也重申了这个政策，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困难很大。”一开口，茅于轼就直指民营企业的生存艰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变化主要靠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从零开始，目前已经占了半边天。”
　　茅于轼强调，虽然我们一直以来受的教育都是劳动创造财富，但在市场经济下，交换才是财富产生的途径，每一次交换都把一个物品从低价格提升到高价格，交换使其物尽其用。“改革开放以前，员工每个月拿40多元，现在拿上千元，因为有了交换，劳动产品得到了充分的价值体现，而经济要发展就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民企到农村开银行
　　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茅于轼直言：“一方面，在过去的一年，民营企业受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尽管我们做到了平稳过渡，然而由于出口受到打击，仍面临着潜在的危险。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还是有很多机会，比如最重要的机会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开始对民间开放。”
　　“美国银行都是老百姓开的，没有一家是政府开的。随着整个经济进程的加快，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也会逐步放开。”茅于轼给民营企业家支招，“有志发展的民营企业家，可以进入农村去开办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其次，茅于轼认为，服务业仅占GDP的40%，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通胀压力逐步增大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一直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市场货币过剩，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使通货膨胀显现。”对于目前市场热议的“通胀说”，茅于轼预测，通货膨胀不会马上出现。他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通胀压力会增大。
　　在谈到当前房价居高不下，买房者该不该出手买房时，茅于轼认为，买房是抵抗通货膨胀很好的方式，但当前一些城市房产存在很大的泡沫。茅于轼提醒投资者应根据经济形势寻找市场中的“价值投资洼地”，切忌盲目跟风助长泡沫的生成。
　　茅于轼建议，美国现在房子、股票已经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中国可用外汇储备高达2万多亿，完全可以鼓励中国公民到国外去投资。

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看中国的经济主要看两件事，即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得不错，经济就没有大毛病。当然，经济不等于一切，经济没有毛病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而且现在没有问题不等于将来也没有问题。静态的表现未必与动态的发展相一致。

经济的好坏主要还是看财富的创造或GDP的增长。就这方面来看中国是干得很不错的。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0％的。而且这几年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伴随通货膨胀，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明显的瓶颈制约。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有没有泡沫。高增长最怕有泡沫。这方面有不少争论，特别是房地产业。但据我看，泡沫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我国巨额储蓄所形成的流动热钱。几千亿的热钱流入房地产业，就可能引起房地产的泡沫。这些钱如果流出房地产业，那儿发生泡沫的危险性将减少；但是如果流进了股市，股市就可能出现泡沫。所以泡沫的问题在于热钱太多。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民间直接投资，保护中小企业，打通他们融资的渠道。

改革成功皆因符合经济学原理

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

经济改革以后的27年，除了1989－1990年因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经济增长很低(仅为4％)之外，以后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7.6％，这样的增长率在别的国家看来是求之不得的。但在中国就算很不理想。1992－1993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4％。改革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也接近9％。这不但在中国算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创纪录的。尤其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经济这样高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国的崛起成为本世纪初的全球性大事。

我们往往已经习惯于这样的高增长，不感觉特别。如果跟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作比较，就能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可喜变化。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但很大一部分人吃不饱。喂饱这5亿多人，始终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中央提出了许多方针政策，从粮棉的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到农业学大寨，搞了30年，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但是这些年经济改革就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不是历史学家，根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吃饭问题。即使在正常年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挨饿。现在大家不但吃饱了，而且不少人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要减肥。拿这一点看中国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再拿住房来看，新中国建立后30年基本上没建过多少宿舍。人口从五个多亿增加到九个多亿，但是住房还是那么多。拥挤就是唯一的结果。改革开始时，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平方米。现在已经超过20平方米了。这个人均住房面积增长是在最近10年内实现的。

可以对比的事情不胜枚举。经济改革前和现在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人们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大家对现实不满，但是千万别忘了今天享受的物质财富完全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了不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犯糊涂，不要否定经济改革的伟大成绩，以至于看错了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方向。

世界各国都盼望一个丰富物质享受的社会，为什么我们做得那么好？我们过去走的一条路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学知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按照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设计的。固然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大方向上很符合经济学的原理。

经济改革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动的机会，每一点生产要素都有机会寻找最能发挥效果的结合点。就劳动力而言，过去农民不许进城；干部都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由人事部门分配之后一辈子钉在那儿不许动。“文革”时革命的暴政滥施淫威，全然不顾发展生产的客观规律。于是发生了教授下乡去务农，工人进大学管大学，军宣队进工厂，诸如此类全国性的举措，导致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始时，对市场和人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心有余悸，处处设置障碍。国务院曾经发文禁止长途贩运，认为跑单帮就是投机倒把，严予取缔。一直到前几年还禁止农民报考公务员。我们以前始终把自由平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拒绝接受。因此走了不少弯路。

就物资的自由流动来看，我们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各种物资得以通过市场流动，重新配置，不但让人尽其才，也能使物尽其用。不但在国内配置，还可以在全世界寻求改善配置的机会。因此我国的进出口额在27年中增加了330倍。在资金方面也增加了流动的渠道。改革前马路大道很少银行网点，顶多能找到储蓄所，而现在每隔几步路就能看到银行网点。城乡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10亿元增加到2006年底的1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164倍。人均存款额从1978年的区区23元，增加到现在的1.23万元。但是资金的运用因为受管制约束特多，效率低下，成为我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中一个例外的败笔。

财富快速增长，除了归功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之外，第二个原因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开放了个人经营的机会。解放以后我国严禁个人从事经营业务，不论是生产，还是商业，一旦判为资本主义，统统在割除之列。只有国家才允许从事财富的生产活动，而且当时还执行仇视富人的政策，消灭整个富人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穷人国。改革以后也逐渐开放了从个体户到公司组织的生产活动。保护私人财产的立法也在进行之中。由于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他们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民众所需要的产品。财富生产的效率，也由于他们的经营活动而大大地提高。

人们说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还要归功于知识分子以及党的领导。可是改革前，财富创造的速度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可怜。所不同的是，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财富的生产就成十倍地增加。由此可见企业家的重要性。只是我国仇富的心理没有减少多少，认为民营企业家有原罪。这种思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它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按照追求利润原则，消费按照消费者自主选择原则，放弃了原有经济的计划性。企业通过赚取利润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直接去满足百姓的需要。但最近有一种议论，埋怨企业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只顾赚钱。这也是计划经济的回潮，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消费方面，我们抛弃了票证，让消费者用钱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百姓得到了自由，但是贫富差距显现出来，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上格外清楚地表现出来。但这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收入分配问题。

附带说一句，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

（编辑：宫丽丽）

找零钱何以成为问题

北京天则研究所  茅于轼

　　如果对比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找零钱的问题很少发生。究其原因，因为他们将彼此的服务，看成是市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我曾经建议在大陆发行500元面额大钞票，但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不容易找零。

　　找零问题现在成为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收款单位贴出通告，请顾客自备零钱。一些交易常常因为没有零钱而做不成，或者彼此推诿，叫对方去破整票子。一些同志将这一问题归结为银行的零钞印制得太少，或100元的大票太多，并进而反对印发500元的钞票。究竟此事的症结何在？原因若是找错了，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希望。如果它确实是因为钞票面额太大引起的，解决找零的办法就是把钞票全部印成小面额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找零问题。

　　一般人口袋里如果既有整钱，又有零钱，多半先用零钱。有的人口袋里愿意准备一些零钱，以备万一买东西找不开时发生麻烦。如果不是怕对方找不开零钱，没有人愿意口袋里装许多零钱。这些心理足以证明，人们喜欢整钱，不喜欢零钱。

　　为对方准备找零，是一种服务，它是有成本的(尽管为数甚微)。这种成本表现为要准备自己并不喜欢的零钞，要将零钱点清，交给对方。按我国的法律和习俗，并没有规定找零这种服务必须由买方提供还是卖方提供。因此为了省事，双方都希望对方准备零票子，把这部分成本由对方来负担。

　　比较一下小商小贩的零钱准备，和政府收款部门的零钱准备，可以看出二者是有区别的。一般情况下小商贩比较愿意找零。自己实在没有零钱时，也会设法把整钱破成零钱，以免买卖做不成。这说明他们的服务比较好，愿意承担找零这种服务成本。而政府部门则经常发出通知，要顾客自备零钱。在北京公共汽车上如果你坐早上头班车，常常找不出零钱，说明他们的服务比不上小商贩。银行有时也说换不出零钞。固然确实也有零钞供应不足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嫌麻烦，拒绝服务。

　　找出了找零困难的真正原因，对策也就有了。国家应该制订一条法律，即找零服务应由收款一方提供；银行必须经常准备足够的零钞；中央银行印制的零钞比例必须满足交易的实际需要。如果这几条都能做到，找零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印发500元大钞也不会引起额外的找零困难。

　　自从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币改革(将一万元旧币折成一元新币)以来，我国的币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变化。在此期间物价涨了好几十倍，同值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原来一分钱可以买不少东西，一个馒头只有两分钱。到了21世纪，一分钱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是由于旧币制留下的记账方法，还保留着纸面上的必要性。超市购物常常有几分钱的交易尾数，因此发生找零钱的麻烦。为了没有多少意义的几分钱，浪费了找零钱所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得不偿失。我建议中央政府规定取消分币，分一级的标价一律四舍五入。不但可以节省找零钱的时间，也节省了会计记账的麻烦。

　　在美国和加拿大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他们创造了一种简化交易的方法。在超市收款处设置一个小盒，顾客把收款员找回的零钱放在小盒里，下一位顾客需要付零钱时收款员就从小盒里取用。这样就完全避免了收找零钱的麻烦。这是一个和谐社会里人们如何互相信任，从而节省了交易费用的例子。

　　话又说回来，究竟500元的大额钞票是否需要?我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如果印制500元的大面额钞票，由于一张500元大钞可以代替五张100元小钞，每年可以节省至少十亿元的钞票印刷、点数、运输、储藏等费用(合到全国每人大约一元)。消费者携带现金也大大地方便了。不喜欢大额钞票的人可以不用，这样做不会损害任何人。我只希望国家接受我的建议，为全社会节约资源，并不想得到合理化建议奖。

　　有了大额面钞，也需要对找零钱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制订了法律是不是大家都能遵守，却是没有把握的，特别是对拥有特权的某些政府部门，更是如此。如果对比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找零钱的问题很少发生。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将彼此服务——不论是付酬的或不付酬的——看成是市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而在我们这里，市场的道德标准还没有充分树立起来。这也是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中最最迫切的一项任务。

（编辑：宫丽丽）

小额贷款在龙水头村的13年

北京天则研究所   茅于轼

      茅于轼创办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具有尤努斯乡村银行的特征。13年来，从最初的500元家底发展到如今的130万元，茅于轼的实践见证了中国民间小额贷款的艰辛历程，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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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公布在网上的山西某民间扶贫捐助组织的联系办法：“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号，电话：（010）6852××××。”一个已经持续了13年的项目迄今为止收到的近130万款项，几乎都和这个联系办法有关。

    事实上，这只是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民办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直接承办人、这个村的民办教师雒玉鳌还记得，1993年9月，一个叫茅于轼的人将个人现金500元和管理的想法一同托付给了自己，民办小额贷款基金会（以下简称互助基金）就此登场。在成功运作了8年之后，互助基金又被推广到了湍水头村和小寨上村，以统一的运作模式、统一的管理制度、统一的领导，分别实施小额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业务，使有限的资金滚动利用。

    现在，互助基金已经从国内众多的小额贷款机构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很多媒体关注的对象，除了因为茅于轼的影响力以外，还因为它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特色。

    比如，它跟孟加拉的乡村银行一样，专门服务于贫困人群，不针对中小企业，用于治病和求学的贷款不收利息；比如，它是极少数在国内采取“又存又贷”的小额贷款组织之一，为了不踩政策的“红线”，以高达6%的利息和茅于轼的影响力向社会上的仁人志士“引资”；比如，为了使资金滚动起来，该基金在扶贫的基础上增加了月息为1%的“付息基金”用于发展生产……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未来我国对于民间金融有所开放的话，该模式将为民间小额贷款的发展提供最为宝贵的蓝本。

    贷款不白借：用劳动脱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互助基金一开始运作，茅于轼就制定了严格的章程。

    章程规定，基金有两种用途：“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只须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要收息。

    一开始，村民不敢到基金贷款，觉得没什么可以抵押。茅于轼叫雒玉鳌告诉大家，贷款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你们借了钱去生产，赚回来再还给基金。基金就这样逐渐为村民所接受，负责发放贷款的雒玉鳌家也从门可罗雀到外村人都赶来排队贷款。截至2003年8月31日，该项目已经滚动服务当地村民1415次，累计利用扶贫基金125.9万元。村民的还款情况也非常良好，还贷率达到95%。

    目前，互助基金所收利息是月息1%，已经远远高出当前的国家银行利率。茅于轼说：“1%的月息是利率最高的那几年定下的，为了方便计算，村民不糊涂，放贷的人也容易操作。通货膨胀率高达25%的时候，这个利率也没变。”

    村民的借款手续很简单，只要茅于轼委托的村民3人小组两人以上同意，村民写张借条就可以借钱。治病借款必须出示医院证明，因上学而贷款者必须由管理人员至少两人调查核实后方可借款，每笔借款不得超过4000元，如果超过，借款户必须写申请，经茅于轼批准。

    在1995年以前，龙水头村关于借贷的情况，都是雒玉鳌通过书信汇报给茅于轼看的。茅于轼也通过书信指导基金的使用。茅于轼认为，基金帮助村民治病，其实也就是帮他们恢复劳动资本，而借给村民的“付息基金”，更是让欠债者琢磨着该干点事儿。

    现在，龙水头村民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力几乎全都常年外出打工，自立自强的人增多了，人们已经知道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贫穷的命运。

    茅于轼不断告诉村民，自然条件的落后不是最可怕的，怕的是闭塞的生活窒息了心灵。水龙头村学校的老师遵照他的嘱托，从没忘记教学生们说三句话：“谢谢，对不起，请原谅。”因为茅于轼说，要让学生们知道怎样与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资金来源：开放存款

    小额贷款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不短，但由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就，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直到今年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话题才开始在国内受到追捧。不过，研究过乡村银行模式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许多国际组织的资助，该项目很难开展。在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同样受困于此。多年来，茅于轼都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和6%的高利率向亲友、国内外机构“化缘”。

    目前，互助基金的资金来源分为扶贫基金（出资人不收利息）和付息基金（出资人收取部分利息）两部分。不论哪种性质的基金，所有权都属于出资者本人。出资者如果想抽回贷款，也可以及时办理退资手续。

    但遗憾的是，其间本来也有一些国际扶贫机构向茅于轼表达了愿意合作投资的意向，但因受限于中国的金融政策，基金会一直没能接受国际扶贫机构的投资。

    残酷的现实让茅于轼及互助基金的管理人员意识到，基金要持续运作下去，吸收农民存款必不可少。为鼓励农民存钱，一开始利率很高（6%），后来，为降低运营成本降到3%，但这并没有影响农民们存款的热情，原因在于他们多年来和互助基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3年来，龙水头村民都知道“遥远的、神通广大的”茅老不断地给雒玉鳌写信。信里有时指导基金会的工作，有时告诉大家一些像女孩子为什么应该读书这样的“新说法”，有时他还会给村学校的孩子们寄小报和各种参考资料。

    茅于轼的每封信，龙水头村民识字的自己看，不识字的由雒玉鳌念给他们听。“文明、信用、管理、平等”这些字眼就这样渗透进了这个偏僻的山村。当中国的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坏账的困扰时，在龙水头村，人们却恪守信用，实践着十分简单的借贷。

    表1：互助资金来源情况

    单位：元

     湍水头

     龙水头

     小寨上

     小计

    扶贫基金

     33264.6

     94823.5

     23360

     151448.1

    付息基金

     168991.3

     112101.65

     50475.39

     331568.34

    回收基金

     19121

     79500

     —

     98621

    现有基金

     202255.9

     206925.15

     73835.39

     483016.44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2003年湍水头镇政府办公室统计资料

    管理：中国式经验

    虽然对于尤努斯非常推崇，但在降低贷款风险方面，茅于轼却没有照搬“五人小组”制度，而是采用了一些“中国式”方法。比如，针对中国人好面子的特点，如果谁不还钱就向外公布等，一样“很管用”。

    而在互助基金管理的细节方面，茅于轼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流程。比如，暂时不用的基金必须存入银行以保安全；借款到期后，由管理小组成员实施“提醒服务”，提前一周通知借款户并及时办理借款回收业务，以保证基金的滚动利用；每季度由专人如实向村民公布扶贫基金的使用情况；管理小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公”、“三不”的原则等。

    现在，水龙头村的村民也大都按着章程的规定行事，有借有还。基金出出进进几百笔款项，没出什么差错。曾经有两户人家暂时还不起贷款，村里就召开了村民会，由还不起钱的人跟大家说明原因，并请村民都来帮助他还，不足的部分，自己再想办法补齐。

    对于互助基金95%的还款率，茅于轼很自豪，因为国内300多个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并不多。不过，在现实操作中，互助基金的管理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贷款员私自收礼、放贷等。

     “幸好没有出现贪污，”茅于轼说，“如果出现了贪污，那问题会非常严重。”现在，他和互助基金花了大量的力气致力于内部的整改，比如加强人员培训等，希望尽力消除管理中的违规行为。

    成果：扶贫的经济学发展

    在外界看来，互助基金首先传达给社会的信息是民间“扶贫”的发展，但为了保证基金会的正常运作，用于治病和上学的借款，一般会控制在总基金的1/3以下。不过，在保证基金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多余部分利息会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资助贫困学生。截至2003年，互助基金就帮助了学生40多名。同时，基金会还利用结余利息，从2003年7月起增加了“教育扶贫”项目用来补助低工资教师，并实行每年两次的评比奖励。

    不过，现实的压力还是让茅于轼觉得互助基金始终要走上盈利的道路，而尤努斯的成功更加印证了他的观点——扶贫应该转化成一种生产力，而不是消耗。要让利润持续地滚动起来，为社会服务。

    2003年，互助基金在贷出的1144笔生产款项中，效益显著。其中，1/10为养殖借款，其经济效益大都为投入的2～5倍；1/5为养车户（主要是三轮、四轮），每天的收入在100～200元；1/2为打工户，打工户的收入至少每天可以达20元（小工），多的可达50～60元（大工）；1/10为开办小型矿场和加工厂，也可以得到较高的收益；还有1/10为经商借款，包括经营小商铺、小饭馆、流动售货摊等一些小规模的商业活动，从而获得一些稳定的经济收入。

    总之，利用这些有限的资金，互助基金实行滚动利用、循环扶助的办法，使村民在享受到扶贫基金帮助的同时，更加坚定了自身脱贫致富的信心和稳步创收的决心。

     表2：贷款的用途、笔数和金额

     湍水头

     龙水头

     小寨上

     小计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治病

     37

     30900

     137

     146741.5

     7

     6500

     178

     184141.5

    上学

     29

     28200

     40

     41500

     16

     11100

     85

     80800

    发展生产

     222

     295000

     845

     843684.8

     77

     109880

     1144

     983064.8

    其他

     8

     11100

     —

     —

     —

     —

     8

     11100

    小计

     293

     365200

     1022

     1031926.3

     100

     127480

     1415

     1259106.3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2003年湍水头镇政府办公室统计资料

    等待：合法身份

    据悉，在互助基金成功运作了7年之后，前山西省省长孙文盛、临县县长薛万民还投了钱，分到龙水头的政府扶贫资金也进了基金，这都表明政府和老百姓对互助基金的认可。但在现有政策层面上，它仍然属于“非法集资”，在限停的范围。

    互助基金在开始向农民吸收存款时，中国人民银行临县支行就下发文件，宣布该基金为“违法集资”，将予以取缔。茅于轼本人也被扣上了“乱集资、乱办金融业务、擅自设立基金会”的帽子。央行在1999年的相关批文里指出，“一切个人或单位未经批准经营小额信贷都属非法。”

    而促使茅于轼加快考虑使基金获得合法身份的，是一份由光彩集团签署的5万元投资捐助协议。为了让这笔钱尽快进入基金发挥作用，他必须给基金找一个合法身份，否则就等于放弃了这笔钱。雒玉鳖拖着有残疾的腿四处奔波，镇里的、县里的领导也都帮忙，但答案是“不符合有关规定，基金无法注册”。

    茅于轼没有放弃，1999年年底，在人们都盼望着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他写信给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进行咨询，然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慈善总会、统战部，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现在互助基金挂在“龙水头扶贫协会”之下，终于有了一个名份。

    但“现在他们仍然不让我们挂牌，”雒玉鳌说，“地方民政局说，根据2004年颁布的《基金法》，龙水头基金目前130万元的规模达不到注册要求，他们不承认。”

    为此，茅于轼又开始了在北京的奔波，“希望国家能够放开政策，让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持续发展下去。”

    现在，年迈的茅于轼正慢慢地从他创办的互助基金退出，并将其转交给他开办的慈善学校代为管理。虽然13年来互助基金连个图章都没有，但茅于轼坚定不移地相信他的实践没有错。他说：“我们现在是扶贫性质，所以社会上还是一片叫好声。但哪怕与扶贫毫无关系，单从经济方面讲，这件事也有3大好处：一是老百姓能借到钱；二是投资者通过利息能赚钱；三是投资者要交所得税，国家能收到钱。”

     “如果这条路可行、能赚钱，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样受益的最终是老百姓。”茅于轼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出一丝激动。他和他的助手正在做关于小额贷款研究的课题。“我希望，我们能为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出一些力。”

（编辑：宫丽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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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

    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

    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

    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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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来自城乡差异 城镇化缓解不均

北京天则研究所 茅于轼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但吸引了经济学界的注意，也成为了中央制定政策的根据。因为这种现象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危及政权。关于贫富差距的数据也有很多，不同的学者研究得出了不同的数据，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如今我们在收入不平等方面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列，这不但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相称，而且也有损于人们基本的平等信念。

　　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异

　　用什么办法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药方开了不少，但是真正对症下药的似乎还没有。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没有分析清楚，零敲碎打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何在呢？有学者认为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也有学者认为是权钱交换。这些分析都有道理，却都不是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改革以来，机会不平等、法律地位不平等、就业歧视这些方面都在逐步改善，为什么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权钱交易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说法也不对，因为现在统计的收入不平等中根本不包括灰色收入。换句话讲，即使没有权钱交易，收入分配的差距还是很大。

　　其实，从学者们发表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2，而全国的基尼系数则达到了0.45.（基尼系数是测分配不均匀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愈高愈不平均）。上述数据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均匀主要是来自城乡差异。仅仅看农村自身或者城市自身，分配的不均匀度并不是很大，但由于城乡差别大，将二者合起来计算，不均匀度就变得十分明显。

　　改革之前，我国虽然已经有了二元结构，但城乡人民一样穷，收入差别并不大。改革以后，城市人民的收入迅速提高，而农村因为人口数量巨大，农业产出靠种地，提高很困难，所以除了1983年和1984年两年农村人民收入提高快于城市之外，农村人民的收入增长一直低于城市。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农村人民的收入大大落后于城市人民，从而造成了目前全国人民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均。

　　解决之道在于加速城镇化

　　一般而言，所有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有城乡收入的差别，都会发生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过程。因为农业的收入总是低的，发财的都是从事工商业的城里人。这时候一定会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国家的政策就是通过转移支付帮助农民。许多发达国家至今还保留着对农民的补贴，包括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大概经过了二百年，最后农民的人口减少到5%以下，收入分配中城乡差别造成的后果变得微不足道。由于他们的工业化过程时间长，城市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比我们的增长速度慢，所以城乡差别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大。我国工业化与发达国家工业化不同的地方在于城市收入增长的高速度，而农村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城市人民的收入增长，其结果就是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很高的基尼系数。

　　在未来的十年中，估计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还将扩大。因为农村人民的收入增长很难赶上城市人民的收入增长，二者的差距还将会扩大，同时农村人口也很难大幅度减少。要等农村人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人民的收入增长率，或者农村人口大大减少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才会回落。用转移支付的办法只能缓解一点收入差距，改变不了城乡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

如果以上的分析不错，那么缓解我国收入分配不均匀的办法，只能是加速城镇化，帮助农民进城，减少农业人口，而且这个过程肯定是很长的，着急不起来。这种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并不值得惊慌，它是工业化过程中必有的事物，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不能认为是一个特别值得忧虑的情况。不过我们肯定要努力缓解这种不平等，通过有力的转移支付，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来帮助农民，当然还要肃清贪污腐化和权钱交易，根绝非市场的不公平收入来源。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变化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打击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同时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见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虽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没想到的。

　　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评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但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还有近二十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眼光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各种方针政策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能还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没有一百多年是搞不出来的。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

　　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

　　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几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如果导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

（编辑：宫丽丽）

价格扭曲将导致宏观经济扭曲

　　 茅于轼认为，消费下降、物价上升、外汇储备过高、房价高企、股市泡沫等问题，皆源于基本价格信号被扭曲。因此，他给中国经济困惑开出的药方，就是“扭转价格信号扭曲”

　　“正确的价格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故意压低价格，反倒对国家、对百姓都不利。”鼠年到来前夕，茅于轼在家中接受《新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宏观经济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消费下降、物价上升、外汇储备过高、房价高企、股市泡沫等，都与基本价格信号被扭曲有关，与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他认为，价格的扭曲必然引起宏观经济的扭曲，如果国家不能通过宏观调控及时而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经济震荡。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公平竞争才能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

　　《新财经》：您一直讲价格是经济生活的地心引力，经济运行必须依赖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于灾难或混乱。

　　茅于轼：对。

　　《新财经》：那么，您认为正确的价格信号应当如何产生？

　　茅于轼：非常简单。在市场中，有许许多多的生产者和许许多多的消费者，各方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生产者想卖个好价钱，越贵越好；消费者想买一个低价格，在这样一个信息很充分的环境下，通过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产生的价格就是正确的价格。

　　但是，也有例外，就是没有竞争。有很多商品没有“许许多多”的生产者，只有一个，价格就产生不出来了。这类商品的价格就需要各方面监督，首先是政府，政府要核准，我们国家这方面比较欠缺。所以，垄断部门有超额利润，服务并不好，可是钱赚得特别多，内部职工的待遇也很高，奖金也分得多，这就是一种价格扭曲。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的运行，价格代表着个人自由、自发秩序和市场制度，所以，政府和百姓都应该接受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

　　《新财经》：更具体地说，哪些领域的价格被扭曲了？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凡是垄断的，都有扭曲。比如，邮政、电力、电信、铁路等，或者太低，或者太高。铁路春运不涨价，就是太低了。而马路上卖烤白薯的，它的价格肯定是对的，它有许多生产者、许多消费者，它的价格不能是错的。

　　投机缘于投资渠道太窄，民间金融应大大放开

　　《新财经》：您认为股市表现的价格是正确的吗？

　　茅于轼：它看似是充分竞争的，有买有卖，但问题是很多买卖是出于投机。

　　《新财经》：您不是也认为投机能创造财富吗？

　　茅于轼：我的说法是有条件的，就是投机的人很少。当投机的人比生产者还要多的时候，投机不但不能创造财富，还搞乱了整个市场。

　　《新财经》：投机多，是不是也说明市场的力量发挥得更足了？

　　茅于轼：不是。投机的人多太，是由于大家投资渠道太少，钱没有地方花，银行的利息赶不上通货膨胀，为了保值就买股票。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机会赚钱，一年能赚10%，人们就不一定买股票了。

　　《新财经》：现在房价很高，这也是投机行为导致的结果吗？

　　茅于轼：如果生产者生产房子消费者买房自己住、或出租，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来了一批投机者，他不造房，就是买房子，买了以后再卖，你看到很多房子都空着。空房越多，说明投机越多，市场就被搞乱了。

　　《新财经》：这种行为是否应该打击？

　　茅于轼：不能用打击的方法，而应该疏导。大家如果有钱，不一定要去买房，可以去做别的，比如放贷，即使10%的利息，也是有人会要的，因为很多人在银行贷不到款。如果贷款能稳收10%，干吗还去买房子？

　　《新财经》：但国家现在不容许。

　　茅于轼：所以，问题还在金融市场。现在大家有很多钱，每天都在贬值，人们为了保值，觉得买房子比较好，就把房价给买上去了。

　　《新财经》：您认为民间借贷，国家是不是应该放开？

　　茅于轼：应该放开，应该大大放开。民间集资，对于经济有很大的帮助。民间集资发达的话，就不会有房地产的暴涨，也不会有股票的暴涨，资金就有地方流动了。所以，只要民间集资一放开，房价马上下来。

　　《新财经》：国家为什么不允许呢？

　　茅于轼：怕出乱子。因为它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民间集资一手交了钱，也就是拿个收据，说现在收你多少钱，将来什么时候还，利息多少？这张纸能不能起作用？谁也不知道。

　　《新财经》：由您本人发起的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项目目前运行如何？

　　茅于轼：我们做十五年了，老百姓对我们一直很信任。

　　价格管制是愚蠢的，治理通货膨胀应干预货币

　　《新财经》：对于政府临时干预价格，您怎么看？

　　茅于轼：（笑）这个最愚蠢了，是完全错误的，《价格法》也没有这一条。物价上涨是货币问题，你管住货币就行了，管别的没用。钱少了，钞票感觉稀缺了，通货膨胀就压下来了。管价格，既不公平竞争又没有了，价格就被扭曲了。后果是，投入的多，产出的少，通货又进一步膨胀啊。

　　《新财经》：国家应不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干预？

　　茅于轼：不要干预价格，跟货币有关的要干预，比如利息率。利息率完全应该涨，现在还不到8%.《新财经》：应该涨到多少？

　　茅于轼：肯定在10%以上。

　　《新财经》：前不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2008年中国CPI的涨幅会更大，达到6.5%甚至7%.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已经到来？

　　茅于轼：我估计今年CPI会比去年高。我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但没有结构性不结构性的。

　目前的通货膨胀势头是过去好多年积累下来，现在马上消除很难。下猛药的话损失会很大，只能下缓药，这就需延续一段时间。

　　《新财经》：您所指的下猛药是什么手段？

　　茅于轼：下猛药就是控制货币的发行，提高银行的利息率，砍掉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下猛药，通货膨胀可以很快降下来，但损失也会很大。

　　《新财经》：到底有多大？

　　茅于轼：1994年下了一回猛药，那时候，房地产、股市刚刚起步，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大量的烂尾楼。到现在，海口、北海、湛江、惠州还有大批的烂尾楼立在那儿呢。

　　所以，现在没必要下猛药。因为那时候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24%了，现在才7.1%.《新财经》：下缓药，怎么个下法？

　　茅于轼：就是控制货币的发行，压缩贷款，提高银行的利率。

　　《新财经》：这跟下猛药差别不大啊？

　　茅于轼：有点差别。比如说工资不增长、商品价格不许涨，猛药会有要求，但缓药没有。

　　现行汇率“损人损己”，可一次调至6.5以下

　　《新财经》：您曾表示现行的汇率是“损人损己”的，这个如何理解？

　　茅于轼：一个好的外汇价格应该是利人利己的，如果偏离这个价格，就是损人损己。我们现在的价格就是损人损己的，害了美国人，也害了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出口太多，把美国人的生意给抢了。出口那么多，外汇储备已到15000亿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不就成损人损己了？

　　《新财经》：那应该如何调整呢？

　　茅于轼：三年前，我就呼吁人民币升值，调整汇率。

　　《新财经》：现在不也一直在升吗？

　　茅于轼：速度太慢了，如果当时升值幅度大一点就好了。

　　《新财经》：那汇率调到多少才不损人损己呢？

　　茅于轼：一次调到六点几。

　　《新财经》：具体是多少？

　　茅于轼：可能6.5以下吧，这是我的猜想。

　　《新财经》：那岂不又成了一剂猛药？

　　茅于轼：对。就算是猛药，你也非吃不可；你现在不吃，将来吃的猛药比现在还猛。

　　《新财经》：可这一调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茅于轼：是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不可避免。现在的政策有些左右为难，但考虑到将来，还是要忍住疼痛，一次把它调够。这样既可以避免当前的贸易摩擦，通货膨胀也降下来了。

　　下猛药可能造成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失业，但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加大失业救济等。

　　谈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

　　《新财经》：请您总结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

　　茅于轼：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重大的进步有三个。第一是财富极大地增加；第二是人民自由的扩大；第三是对内对外的开放，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

　　《新财经》：存在哪些问题？

　　茅于轼：还面临好多问题，可能到一个转折点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督、贪污腐化问题严重。所以，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权力的监督。

　　财富分配也存在很大问题。你想想，我们每年GDP增长10%，如果平均分配，每个人的收入每年应该也增加10%，五年就应该增加百分之五六十。事实并不是这样。钱哪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国企分红。现在只拿出1万亿的10%交给老百姓，还有9000亿自己留着花了。

　　《新财经》：跟以往比，已经进步了。

　　茅于轼：这么多年没交过，它的利润100%是属于国家的。占着那么多钱，本来就错了，如果还不分红，那就更错了，是错上加错。不过，现在总算是往对的路上走了。

　　再谈高校收费与电价问题

　　《新财经》：您在广州演讲时，提到了高校里面穷人的孩子比例只占到10%~20%.有读者疑问，这个的比例是怎么得来的？

　　茅于轼：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每到一个大学我都问，学校给我提供的数字，贫困生不到10%这样一个比例。而且我们扶贫学院筹资几千万元钱，帮助西部六省、市18个院校的大学生实现能力提高，有十万多学生受益。通过做这件事，我们对贫困生的数量有了相当的了解。

　　《新财经》：大家还想知道，您划分穷人孩子和富人孩子的标准是什么？

　　茅于轼：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穷人就是交不起学费，不过，交得起学费的也不能叫富人，应该按需不需要补助来划分。穷人富人的提法不是很科学。

　　《新财经》：您为什么认为高校低收费，是穷人在补贴富人？

　　茅于轼：不是穷人补贴富人，是富人搭穷人的便车。你为了照顾穷人，结果富人也得到了照顾，这叫富人搭便车。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比如用电方面。穷人用30度电，富人用300度电，你补贴到最后，大部分钱补贴给了富人。

　　《新财经》：如果提价，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

　　茅于轼：不会的，可以节约用电。交不起的是有，但属极少数。真正有困难的，可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编辑：宫丽丽）

不只是财富 快乐也要增加

采写：本报驻大理记者 周定兵 摄影：本报记者 党建为

    如何才能让整个社会富起来，茅于轼先生认为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一句话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财富是如何创造的？成才需要哪些条件？8月4日，本报“云岭经济暨企业领袖高峰论坛”第七讲在大理市举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制度演变与财富的生产”进行分析，与现场300多名当地企业负责人及市民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云岭经济暨企业领袖高峰论坛”由云南省企业联合会/云南省企业家协会、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联合主办，红塔集团独家冠名，云南信息报社、云南省企业家协会职业经理人联谊会承办，邀请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登坛讲座，旨在把中国最前沿的经济智慧传递到云南，推进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已有周其仁、盛洪、党国英、金岩石等著名经济学家，以及著名企业家王石登上了讲坛。

为了使昆明以外的云南各州市的经济界人士也获得分享中国前沿智慧的机会，论坛在适当的时候赴云南相关州市巡讲。第七讲就是第一次巡讲，大理州委宣传部对此次讲座给予了特别支持。

大家有钱我才有钱

茅于轼说，有的人看到别人有钱他就来气，对富人有仇视态度，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他认为一个社会想富起来，仅有一两个人富是不可能的，要靠大家富。他希望国民能普遍认识到一点：“别人钱多，对我肯定有好处的”。

他举了个例子，在美国，干一样的活，拿到的钱很多，在中国远远拿不到，不管你干的是最简单的还是最复杂的劳动，比如在饭馆里端盘子，这样的劳动在美国能拿1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万，在北京也就1千元人民币，相差十倍，而就算考虑到购买力因素，生活的好坏差不到十倍，大概3、4倍。同样地，复杂劳动也一样，在中国，当医生、律师也好，拿的就比美国少。

这就奇怪，为什么同样的活拿到的回报不一样呢？原因很简单，美国饭馆的洗碗工为什么拿的钱多，因为在美国吃饭的人钱多，“因为别人有钱，所以我也有钱”。因此，他认为“我要钱多，就必须大家钱多，我钱多了还要帮助大家钱多，别人钱多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只有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会成功

如何才能让整个社会富起来，茅于轼先生认为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一句话叫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富，就是这两点。

改革开放以前，茅于轼也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他说“我去农村种地去了，我不是农民，你说种地能种得好吗？你让我去种地，算不算人尽其才，不算。”

怎么做到人尽其才？茅于轼认为首先每个人须知道自己的才在哪里，自己干什么最好，每个人知道自己干什么最好，不是太容易。“我本来是个工程师，当了三十年工程师，当然我这工程师也不是很差的，也有不少贡献，但到50岁了，我改行搞经济了，改得好不好呢？很好，我现在是个经济学家。”

茅于轼说自己不是个傻瓜，但也是到了50岁才发现自己不是当工程师的料，而是当经济学家的料。所以说人不要太固执，要试着换个工作，看看自己善于干什么。其次，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因为我们个体在选择工作，社会也在选择我们个体，这是双向的选择，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他认为成功的人都是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而很多特有才华的年轻人被市场埋没了，这个可以算是市场的毛病，因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社会不需要，比如说科学研究，社会不需要，没人给你钱。这就需要由政府来做这些事情。

要价最低的有权卖给出价最高的

至于物尽其用，物的用途很多，有的是浪费的，有的是尽其用的，怎么让它尽其用，不浪费呢？茅于轼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尽其用的，而市场用什么手段使其尽其用呢？他认为是拍卖，比如，有一幅画要卖，底价1万，大家竞价，最后卖给最高的。其实所有的商品，每天都在动，都在拍卖，但这种拍卖很特别，两个方向，“有人出价最高，有人要价最低，最后要价最低的有权卖商品给出价最高的。”

他说，我们要懂得商品有不同的用途，用得不好就浪费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招标和拍卖。我们要懂得，一个物的价值与它包含多少劳动无关，看它用在什么地方，价值的提升靠买卖，不是靠劳动。这个关系太大了，交换创造财富。一个商品由低价值变成高价值，就是财富的创造过程。

劳动生产产品 交换创造财富

茅于轼说10年前他去过山西 ，看到山西出那么多煤，但地方却还是那么穷。他给当地领导出了个主意：少生产煤，降低产量。“为什么呢？你挖得太多了，就不值钱了。我们不是要生产物，而是要生产钱。比如粮食，我们也不是要生产粮食，而是要生产钱，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就在这里——企业为利润而生产。当然企业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它是通过赚钱为社会服务的，因为企业不知道能为社会服务什么，不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它只有看哪儿能赚钱就去哪里做。不赚钱的事不能干，有没有例外？我觉得没有例外，你必须赚钱才能为社会服务 。”

茅于轼说，中国自古就不承认交换创造财富，认为财富是就是东西，对于商人，人们认为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事实上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很明显地证明：劳动创造产品，交换创造财富。

市场交易需要平等和自主权

茅于轼在8月4日论坛的前一天去过崇圣寺和卖衣服的小贩还过价，他把这次经历放到了论坛上，他说摆摊的喊价35，但是不是要卖这个价呢，可能30、25都卖了，他肯定有个底限价。我这买东西的人也有底限价，就认为20块可以了。如果他的成本线较低，我的出价高过他的成本，那这个生意就做成了。买卖做成了，小贩赚的钱就进入到了GDP的统计。他说假定“25块的成本，变成了35块，增加了10元，就是GDP。这个钱谁创造的？是做买卖的两个人创造的。”

虽然反复强调“交换创造财富”，茅于轼认为交换也是需要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交换的双方是平等和有自主权的人，不是受控制的人。交换为什么创造财富？因为双方都得到好处，不像赌博，赌桌上的钱加起来是不会因赌博增加。

他认为这些年中国人富起来了，但还有很多不平等，有经济的不平等，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不平等。“现在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太大，特别是城乡差距。城乡之间在社会上、地位上还有很多不平等。我们提倡和谐社会是对的。”

茅于轼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快乐，他说：“怎么使得大家都高兴呢，多交换，不损害别人钱就多了。快乐增加，自己发财帮助别人发财，自己快乐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享受人生也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我觉得这是全社会最大的目标，使社会不光财富增加，而且快乐增加。”

经济一体化可以消灭战争

市场非常能生产财富，茅于轼也认为它不能很平等地分配财富，这是市场的毛病。他说由于有了市场，全世界已经极大地富起来了，全世界的富就是200年造成的，200年前全世界都是穷人，没有工业化。现在由于交换的发达促使了技术的进步， 科学的进步。现在计算机过两年就更新换代，就是因为市场的促进。

全世界的资源——粮食、石油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采购，而在国际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前，世界上的资源分配靠的是战争。现在为争夺资源而起的战争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有市场在那里。虽然市场也有毛病，但它能消灭战争。

他说与二战前相比，日本还是没有资源，但依靠国际市场，它重新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现在也一样，石油铁矿，很多都是靠进口。国际市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要维护国际市场。如果破坏了就只能打仗，重新分配。

■现场互动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要帮助扶植市场

问：交换要有条件，像云南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具备交换的条件，怎么致富？

答：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有市场，要做的是消除交换的障碍。首先政府不要打击市场，比如城管的管理方法和思路就需要改进，“你要帮助摊贩，而不是把他消灭掉。他摆的地方不对，挪个地方；弄脏了，让他收拾干净”。

我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并不见得和汉族地区有多大区别，少数民族地区要建立一个交换环境，政府要帮助。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走出去，到城市，到大的地方，去有商业机会的地方。

问：现在国家的财富增加了，有的人也富起来了，有了很多炫富的行为，你怎么看待？

答：我认为摆阔气的消费是最愚蠢的消费，因为这是为别人而消费，而不是为自己。享受生活才是为自己的消费。如果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消费，那也好，可炫富是叫别人产生嫉妒心，对自己没好处，对别人无益。

■精彩语录

●价值的提升靠买卖，不是靠劳动。

●别人钱多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不能很平等地分配财富，这是市场的毛病。

(编辑：宫丽丽)

茅于轼：中国经济学者无创新性思维难获诺奖

北京时间10月12日，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项目——经济学奖将揭晓。与去年相同，今年诺贝尔奖每项奖金仍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979万元人民币)。腾讯财经博客电话连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他表示，中国的应试教育不利于培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的经济学者没有创新性思维是中国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

茅于轼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比较青睐博弈论、信息论和金融学领域的经济学家。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自美国的较多，其中很多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

在被问及“为何至今中国经济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时，茅于轼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中国的经济学者没有创新性思维是中国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杨振宁曾经说过‘二十年后中国本土会产生诺贝尔奖得主’，这也说明，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还不利于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茅于轼认为，中国要想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先要从教育抓起，改革原来的应试教育，从模仿式改变为创造式，舍弃灌输式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让教育也百花齐放，这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让世界更加认可我们的经济学者。

茅于轼：改革成功因有自由贸易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所常务理事茅于轼 CFP 图

　　编者按 本报财经新闻今日起推出“财智对话”栏目，该栏目将通过对话高端财智人物，展现经济生活的变迁、思考、前沿、热点、动向。本期开始，本栏目将就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话题，专访茅于轼、张五常等经济学家，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中国的巨变，同时，也将通过对话雷亨顺等本土经济学家来解读重庆的变迁。

　　看中国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常务理事茅于轼对本报记者谈起这些年来的巨大发展与变迁感触良多：当年第一次出国的时候途经香港看到超级市场，让他感到震撼；如今，不仅百姓的财富增加，生活巨变，而且最重要的是规则也发生了巨变；中国改革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自由贸易。

　　听海外亲戚谈生活

　　他感到很神奇

　　“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百姓生活总的情况是很糟。”已80高龄的茅于轼回忆那段历史时，仍充满了遗憾。“那时，普通百姓根本买不到国外的产品，甚至吃饱穿暖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长达30年的时间里，也有好的时候。茅于轼称：“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1964年前后的短暂时光是好的。”但其他时候，百姓生活确实艰难。一切东西都要靠供应，吃的米、穿的衣服等，都要凭票。

　　“1972年，在国外生活的亲戚回北京，使我有了当面与他们交流的机会。”茅于轼说，那时，海外生活水平同国内的生活差距很大，听他们说在国外的生活会觉得十分神奇。他们洗衣服有洗衣机，洗碗还有洗碗机，电视是彩色的，电话家家都有。据统计，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206亿美元，30年时间增长不过18倍多一点。那时，能够用上洋货的，只有关键部门的设备需求。

　　“人们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与人争斗上。”茅于轼痛心地说，中国经济浪费了30年发展的时间。这段时间，日本、德国等已迅速崛起。

　　国内首家超市开业

　　鸡肉当猪肉买

　　“给我触动最大的是1982年第一次出国。”茅于轼回忆说，当时是到英国开会，第一站到香港转机，机场的超级市场让他大开眼界。

　　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的超级市场，感到很震撼。“商品多极了，让人眼花缭乱，而且东西放在架子上，顾客可以随便拿，没人偷。”茅于轼至今回忆当时的情况，仍感叹不已。“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撼，然后觉得他们非常富有。”这次出国，也是茅于轼第一次在境外花钱，自由地买东西，与在大陆买啥都要凭票那是天壤之别。于是，茅于轼给妻子买了一块手表，给自己买了一套音响。

　　直到差不多半年后，1983年1月3日，中国第一家超市在北京海淀区开业。据悉，当时，购买者几乎都是外国人，绝大多数的北京人好奇地进来转一圈，马上吐着舌头逃出去了。因为包装袋上只有价格而没有商品名称和质量，所以顾客常常会把鸡肉当成猪肉买走。时至今日，遍地都是超市，到超市购物已成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如今国家规则之变

　　让他感触最深

　　“一个芝加哥大学出了7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但中国一个都没有。”茅于轼说，1986年，他赴美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实地感受到当时两国百姓生活水平的差距。

　　现在看，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设和发展，不比美国城市差，高楼、地铁等甚至超过了他们。茅于轼说，伦敦的地铁还是百年前建的，在街上老远都能听到哐啷哐啷的声音。“我有幸看到中国的变化，也看到了人类的变化，人口增加、寿命延长。”茅于轼说，这不仅是表面财富的增加，还有人际关系、规则等各方面的变化，其中最让他有感触的是规则变化，虽然还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中国改革成功缘于

　　有了自由贸易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都是开放度很高的地区。不论是广州，还是深圳，沿海城市比内陆城市发展快，归根结底是开放，尽管这次金融危机让越开放的地方受打击越大，但他们得到的好处也最多。茅于轼说，现在“中国制造”已遍及全球，这是对外开放的结果。

　　茅于轼认为，最近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这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不是一件好事。美国的轮胎特保案之后，中国也采取了对美国部分产品的制裁措施。对此，茅于轼说：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贸易保护，在于公平竞争与自由选择。他认为，自由贸易是创造财富的根本动因，中国改革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自由贸易。茅于轼说，比尔·盖茨赚了很多人的钱，包括中国人的钱，但我们买了他的软件，用起来方便，是双赢的。

公用事业的收费原则

北京天则研究所   茅于轼

      公用事业是指公共交通、水电煤气、公路服务以及公园、图书馆、博物馆、消防、治安等服务。在美国，这些事业哪些要收费？哪些不收费？收费的原则如何确定？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人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公共事业既然是政府办的事业，就不同于私营企业，不应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公用事业至少应该降低收费标准甚至免费。但如果政府办这些事业赔了钱，赔的钱从哪里来？政府的钱来自税收，因此赔钱办公共事业，等于是用全体百姓纳的税，去补贴使用这些设施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对公用事业用得越多，占的便宜就越大，这会造成对公共设施的过度使用，或形成不必要的拥挤。况且这部分人未必都是穷人，对他们的照顾也无助于社会公平。这样看来公用事业免费或低价收费是毫无必要的。美国有一句谚语：后及休息日最低，最高价与最低价相差可达１．５倍。此种计费标准的设计原则是收费取决于成本，鼓励用户夜间通话以充分利用设备容量，同时也避免大家都挤在线路繁忙时通话，使需要设备容量不得不扩充，导致成本增加。 美国还有一种免费长途电话（其实是由受话方付款，因为“没有免费午餐”），用于企业对客户的服务。这类电话在拨叫时都先拨８００，所以８００成了免费拨叫的代号。 原则上，使用公路也要收费。收费公路每一个出入口处都设有管理处，汽车进入时领取一张凭证，以资识别汽车在哪个地点开始驶入。当汽车驶出收费公路时，管理处根据汽车行驶的距离计费。收费标准还随汽车的重量而变。由于美国汽车拥有量极大，一次次交费耗时过多，而收的费又不高（大约每１００千米１～２美元），为了避免麻烦，也为了减少收费管理的成本，大多数公路都将该收的费并入汽油的售价中。车主买汽油的同时也支付了必要的养路费等费用。只有那些通过特殊渠道集资修建的公路，特别是大桥、大隧道，仍实行收费制度。如果这些大桥大隧道是往返必经之路，为了节省收费时间，往往只在一个方向收费，一次收费就将往返两次的费都收了。 电价是经常引起社会争论的话题。因为电力工业是垄断工业，一个发电厂通过电网向一定范围内的用户供电，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电网进入竞争。电厂和电网由股票持有者所有，他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如果政府对电厂的经营不加管制，电厂可能将电价定得极高，用户由于别无选择只能减少用电量。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证明，对于缺乏竞争者的垄断行业，价格不能由唯利是图的企业单方面确定，而必须有政府管制。相反，对于有充分竞争的行业，企业追求利润原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对价格不应加任何干预，而且不必担心价格过高，因为不合理的过高的价格自然会因竞争者的参与而被压抑。这一套理论支持了政府对电价的管制。铁路原也被认为是垄断行业，价格也是政府管的。但从１９８０年起，政府解除了对铁路的价格管制，因为公路、管道、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进入了市场竞争。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如何确定电价。看起来唯一合理的办法是运用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公式。可是如果肯定了这个公式，电厂就失去了改善经营以降低成本的积极性，甚至把各种不合理的开销也打入成本，例如公司领导的私人消费，这种情形在我国是不少见的。正因为如此，最近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政府管制垄断行业的毛病，又有放松管制，采用多种方式治理的倾向，包括舆论界的监督，学术界的专门研究。１９８７年美国电力行业和政府的主要争论是：前十年内新建的大批电站由于用电量大大低于十年前的估计而没有投入运转，这批电站的建设费用能否计入成本？如果允许进入成本，此例一开，以后电力行业将毫无顾虑地扩大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如果不允许进入成本，今后电力行业将拒绝投资，造成电力供不应求。２０００年发生的加州电力供不应求就与此有关。不仅是电厂，凡是政府管价格的行业都会出现这种两难境况。而且对于垄断性行业，这种困境也是无法改变的。这里我们能看到市场力量的自然合理性。对于垄断行业缺少了市场力的作用，怎么管理也弄不好。而有市场作用时，不去管它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产品可能有看不见的质量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电器安全、环境污染等，这还需要政府管制。在美国，电价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供不应求时价高，供过于求时价低。一天２４小时内，白天和傍晚电力供不应求，夜间则供过于求。所以电费要分时计价，这要求设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说没有人愿意让别人白占便宜，所以想揩油是办不到的。另一层意思是说人与人经济交往的原则不允许有人钻空子拣便宜。经济学家常说的“免费搭车”，就是指上述原则被破坏后，造成资源使用的浪费和分配不公的情形。我们常说的吃大锅饭，就是指让一些无所作为的人“免费搭车”，而使另一些努力创造财富的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在设计公共事业的收费标准时，应尽量避免“免费搭车”的漏洞。正因为如此，美国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是不低的，而且随着物价水平和成本结构的变化还经常调整。例如能源危机以后，燃料费用上升，美国各地的地铁和公共汽车收费大幅度增加。虽然１９８６年物价水平和能源价格都稳定，但纽约地铁为了更新车辆，又一次上调了价格，票价从９０美分提高到１美元。最近几年地铁票价又进一步上调。公用事业非但不应赔本，而且只要经营得好还应略有盈利。所以公用事业并不一定要由政府经营，美国许多城市的地铁和公共汽车就是私营公司投资经营的。纽约市有众多由小公司经营的公共汽车运营路线，它们参与市场竞争，收费虽然略高，但设备舒适，运行安全，到站准时。这一情况有点像在北京出现的人人有座位的小公共汽车。

       电话虽然是公用事业，却由私营公司经营。全美独立的电话公司共有约１５００家，经营长途电话最大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前几年被法院裁定解体，分成几家小公司，以利于竞争。美国的长途电话全部由计算机管理，用户在何年何月何时，几点几分，拨通外地某一话机，通话几分钟，该收多少费用等等信息，全部贮存在计算机里。月末，计算机将一个月内的全部通话记录打印出来，并算出包括本地通话费用在内的本月总账，由邮局寄给用户，作为应付款的凭据。

       美国市内公用电话通一次话的费用比家用话机的相应费用略高。１９８６年在纽约每次市内通话要２５美分，在波士顿只要１０美分。近几年已作了调整，多半调到了２５美分。这个价钱未必正好等于打一次电话的成本，恐怕主要是方便投币，因为美国１／４美元的硬币用得很普遍。家用电话机的收费标准有几种，由用户自行选定。一种不限通话次数，每月收一定的费用；二是固定话机费加每次通话费的累计；三是每月收费一定，但通话总次数不得超过若干。根据用户不同情况，电话局可以采取成本最低的管理办法，例如不限通话次数的用户就可以不必加装记录通话次数的设备。长途电话的收费标准相当复杂。每分钟的通话费用首先与通话距离或经过中继站的数目有关，越远越贵；其次与通话发生在一天中哪一时刻有关，工作日上班时间最贵，下班后到夜间１１点其次，１１点以后及休息日最低，最高价与最低价相差可达１．５倍。此种计费标准的设计原则是收费取决于成本，鼓励用户夜间通话以充分利用设备容量，同时也避免大家都挤在线路繁忙时通话，使需要设备容量不得不扩充，导致成本增加。

        美国还有一种免费长途电话（其实是由受话方付款，因为“没有免费午餐”），用于企业对客户的服务。这类电话在拨叫时都先拨８００，所以８００成了免费拨叫的代号。

       原则上，使用公路也要收费。收费公路每一个出入口处都设有管理处，汽车进入时领取一张凭证，以资识别汽车在哪个地点开始驶入。当汽车驶出收费公路时，管理处根据汽车行驶的距离计费。收费标准还随汽车的重量而变。由于美国汽车拥有量极大，一次次交费耗时过多，而收的费又不高（大约每１００千米１～２美元），为了避免麻烦，也为了减少收费管理的成本，大多数公路都将该收的费并入汽油的售价中。车主买汽油的同时也支付了必要的养路费等费用。只有那些通过特殊渠道集资修建的公路，特别是大桥、大隧道，仍实行收费制度。如果这些大桥大隧道是往返必经之路，为了节省收费时间，往往只在一个方向收费，一次收费就将往返两次的费都收了。

    电价是经常引起社会争论的话题。因为电力工业是垄断工业，一个发电厂通过电网向一定范围内的用户供电，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电网进入竞争。电厂和电网由股票持有者所有，他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如果政府对电厂的经营不加管制，电厂可能将电价定得极高，用户由于别无选择只能减少用电量。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证明，对于缺乏竞争者的垄断行业，价格不能由唯利是图的企业单方面确定，而必须有政府管制。相反，对于有充分竞争的行业，企业追求利润原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对价格不应加任何干预，而且不必担心价格过高，因为不合理的过高的价格自然会因竞争者的参与而被压抑。这一套理论支持了政府对电价的管制。铁路原也被认为是垄断行业，价格也是政府管的。但从１９８０年起，政府解除了对铁路的价格管制，因为公路、管道、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进入了市场竞争。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如何确定电价。看起来唯一合理的办法是运用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公式。可是如果肯定了这个公式，电厂就失去了改善经营以降低成本的积极性，甚至把各种不合理的开销也打入成本，例如公司领导的私人消费，这种情形在我国是不少见的。正因为如此，最近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政府管制垄断行业的毛病，又有放松管制，采用多种方式治理的倾向，包括舆论界的监督，学术界的专门研究。１９８７年美国电力行业和政府的主要争论是：前十年内新建的大批电站由于用电量大大低于十年前的估计而没有投入运转，这批电站的建设费用能否计入成本？如果允许进入成本，此例一开，以后电力行业将毫无顾虑地扩大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如果不允许进入成本，今后电力行业将拒绝投资，造成电力供不应求。２０００年发生的加州电力供不应求就与此有关。不仅是电厂，凡是政府管价格的行业都会出现这种两难境况。而且对于垄断性行业，这种困境也是无法改变的。这里我们能看到市场力量的自然合理性。对于垄断行业缺少了市场力的作用，怎么管理也弄不好。而有市场作用时，不去管它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产品可能有看不见的质量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电器安全、环境污染等，这还需要政府管制。在美国，电价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供不应求时价高，供过于求时价低。一天２４小时内，白天和傍晚电力供不应求，夜间则供过于求。所以电费要分时计价，这要求设置分时电表，能分别记录不同时段内的耗量。这两种电价相差可达一倍以上。但普通家庭由于用电量不大，多半不安装此种复杂的电表。全国家庭的平均用电量１９８７年为每月７００度，平均电价接近每度１０美分。

    顺便说一句，美国的火车票、地铁票，莫不随时间和季节而调整。一般是周末两天的票价较低；６５岁以上的老年公民避开上下班拥挤时间，可以享受折扣地铁票价；飞机票在淡季也有折扣。

    全美国有各类图书馆３．８万多个，没有听说过有一家图书馆要收费。但服务对象有些限制，例如学校图书馆仅对本校师生开放，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几乎任何人都能随便进出。占总数４５％的公共图书馆则对一切人开放，不要任何证件或介绍信，而且一直开放到书库，读者可以进入到任一书架前，随便翻阅。图书馆的开支是惊人的，仅大学图书馆（占全美国图书馆的１５％）一年支出在１９８５年就达２４亿美元。１９９５年增加到４３亿美元，２０００年估计已达到５７亿美元。在这里，“没有免费午餐”的原则不再适用。因为提高教育水平是消除社会不公平的最主要的途径，受教育，包括进入图书馆，已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有些博物馆（如美术馆），其性质介乎教育普及和文化享受之间，其收费办法变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免费，例如每周有两天，或对学生免费。

     公园的收费办法类似于博物馆。娱乐性的都要收费，休息性的多不收费。消防、治安等服务，则无例外地都是免费服务。如果救火要收费，则户主可能不愿雇救火队而造成火势蔓延，殃及邻里。

小结：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应尽量做到政府不补贴，也不多赚钱。但由于缺乏竞争市场，这一点很难做到。有一些公用事业带有服务性质，或者为了照顾低收入阶层，收费较低甚至免费，成本由全体纳税人负担。（编辑：宫丽丽）

垃圾中的边际效用

                                      北京天则研究所   茅于轼

　　多年来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七位之内（这个顺序经常有些小变动，主要由于汇率变化所引起），人均电视机拥有量也居第二，人均能源消耗量及电话机拥有量为世界第三，婴儿死亡率和人均报纸发行量都列第十七位。与此同时，它的人均垃圾量是世界冠军，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望其项背。从１９６０年以来的２５年中，美国人均生活垃圾的排弃量增加了５０％，达到每人每天３．８磅（１．７千克）从１９８５年以来，又增加了１６％，达到４．４磅。一个１００万人口的城市每天要处理垃圾２０００吨。从垃圾量的变化、垃圾的构成及其处理方法，可以看到不少有趣的现象。

       人均垃圾量的增加是生活越加富裕的结果。人们扔掉的旧报纸和旧杂志增多了，占到了垃圾总量的３８％。日常生活消耗的各种物品，如洗涤剂、食品、化妆品、饮料等的包装越来越讲究，而这些包装最后都进了垃圾桶。以前包装多半用纸，现在则更多地使用玻璃、塑料、铝和其他金属。所以垃圾中铝的重量从不到１％增加到１．５％，玻璃从１．４％增加到６％，其他金属从０．５％增加到６％。这表明不但垃圾的数量在增加，其构成也有很大变化。由于人们对环境的关心，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再加垃圾处理技术的进步，在１９８５年垃圾的利用率比２５年前提高了将近１倍，大约有１／１０的垃圾得到再生利用。而现在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到２７％。美国的垃圾不但包含各种废弃物，也包含旧了的家具、地毯、鞋子、炊具，乃至电视机和冰箱。美国是一个提倡消费的社会，它的生产力巨大，产品积压常常成为主要的经济问题。如果每个人将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更精确地讲，是生产出的价值）全部消费掉，经济则正常运转。如果生产旺盛，消费不足，或者说，居民由于富裕而增加了储蓄，产品就会积压。但如果有人愿意借用大家的储蓄，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整个经济仍然运转正常。可是扩大生产的最终目的还在于消费，如果多数百姓只愿多储蓄而不愿多消费，投资也受到抑制。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医治经济萧条的主要措施是鼓励消费，至少这个理论在过去非常流行，而且至今仍有很大市场。

   从宏观上看，鼓励消费使得储蓄率（即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低到１７％（２０００年中国、日本分别为43%、30%）。从微观即每个家庭的消费看，其结果是使人们异常地喜新厌旧，动辄弃旧买新，所以淘汰的日用品非常多。旧东西有几条出路：或举办“后院拍卖”，或捐赠给教堂，或捐赠给旧货商店，或当垃圾扔掉。在北部几个州，每到春暖花开时就可以看到各处贴有“后院拍卖”的广告，标明某月某日几点开始在某处举行拍卖；而拍卖生意在南部各州一年四季都很兴隆。向教堂和旧货商店捐赠则经常由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老人亡故，除了首饰、古董值钱的东西分给了亲友，其余的从家具到衣物一古脑儿送给教堂处理。还有的是举家远迁，能卖的卖，大多数卖不掉，就送到教堂或旧货店。教堂经常拍卖人们捐来的成吨的衣服和用具。美国的有些州鼓励百姓捐赠，所捐的东西如果能够折价，可以从收入中抵扣，减少应该缴纳的所得税。旧东西在美国很不值钱。笔者曾在后院拍卖中买到１美元的电熨斗，在教堂拍卖中买到１０美元一套的百科全书（２０本）和５美元一套的西装等。举办后院拍卖的人，一天忙下来也不过卖得五六十元，还不及他一天的工资。可见他们卖东西并不在乎赚多赚少，其目的不仅在于处理多余的东西，而且使得物尽其用。否则单纯为了处理东西，尽可以一扔了之。教堂拍卖所得的收入大概也只能抵消举办拍卖的开销。相反，旧东西在中国就值钱得多了。在北京经常有人收购旧鞋子，每双几角到１元。小贩将旧鞋运到北方穷僻的农村，入冬时每双鞋可以卖到两三元钱。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矛盾现象：相对穷的中国人却愿意花几倍于相对富的美国人愿意出的价钱，去买这些旧东西。但这个现象却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来解释，即商品的价值与它能提供的效用（或使用价值）成正比。冬天，在北方能穿上一双哪怕是破的鞋子，也比光着脚受冻舒服得多，所以愿意拿钱去买旧鞋。这证明价格与效用成正比。严格地说，应该是与边际效用成正比。边际两个字用来强调有某一商品和没有某一商品在效用上的差别，特别是已经消费一定数量商品之后再增加一单位消费的效用。同样一块面包，饿的时候边际效用高，吃了几块之后边际效用就降低，所以边际效用是以前消费量的函数。

        这个理论揭示了一个最平凡的然而也不太被人理解的道理，即一物的价格在某些情况下由消费者对它的评价决定，而与它的成本无关。正因为市场价格和单个企业的成本不成正比，企业才有赚钱与赔钱之别。如果价格等于成本，企业就没有盈亏了。只有当一切条件不变，企业处于长期竞争的环境下，价格才会趋近于成本，而这种情形并不普遍。遗憾的是，成本定价的“理论”把我们的脑筋束缚得太久了，接受新理论并不容易。

        富人用一块钱比穷人用一块钱轻率，或者说，富人的钱的边际效用较低。人们越富裕，就越有钱来购买奢侈品，此时社会对边际效用相对小的商品的需求增加了。举例说，在美国最便宜的剃须刀是１０美分一把，最豪华的剃刀大约要１００美元，两者相差达千倍。豪华剃刀虽然更美观，更安全，更经用，但它的基本功能也只限于剃胡子，它提供的附加效用非常有限。廉价手表和豪华手表的价钱也可相差千倍。过去我国比较穷，奢侈品没有市场，现在情况正在变化，有少数人很有钱，买得起很贵的奢侈品。我国整体上还很穷，但是确有一些有钱人，他们的消费能力惊人。按照世界银行２００１年公布的１９９８年的统计，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进入到全球最高的行列，达到了和美国一样的程度。有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贫富差距多半是市场造成的，而我国的贫富差距许多是贪污、走私，利用体制的空子造成的。由于中美两国富裕程度的差别而形成的效用评价的差别，提供了巨大的贸易机会。即中国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进口旧用品，其代价主要是收集、分类、运输的成本。如旧汽车是值得进口的。在美国由于人力昂贵，修理费用高，所以报废的标准比较高。美国每年要报废几百万辆汽车，其中有一部分经过修理还可以用上好几年，最后还可以当废钢利用。利用美国报废汽车的另一种办法是拆卸其中的零件或材料。但是进口整车的跨洋运输费用比较贵，相对于汽车本身的价值，旧汽车运费更高。同时，这对我国汽车工业发展不利，因为我国的汽车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很难与先进国家的汽车业竞争。说到这一点，我倒愿意建议我国在一定时期内控制甚至禁止豪华型高级轿车的进口。

小结：说明效用，特别是边际效用在经济学中的意义，论证边际效用正比于价格。富人花一元钱购得的边际效用比穷人的低，用这一规律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编辑：宫丽丽）

从邮政的垄断与民航的竞争谈开去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个人可以办邮政，听起来似乎是一件新鲜事，可是在美国，不但有私人办的邮政，甚至还有私人办的监狱。

        美国企业一般以效率高、服务态度好著称，可是邮政却是例外。究其原因，一是缺乏竞争，二是国家补贴亏损，从业人员拿着铁饭碗，容易造成效率低服务差。中外如此，很少例外。而中国只是把这一体制的毛病表露得更为充分罢了。附带说一句，中国邮政系统设置的标准邮筒的投信口窄小无比，稍厚一些的信就塞不进去。美国标准的投信口可以放进一个小包裹。投信口是邮政为民众服务的一个必经通道，通道的大小或许正相当于愿意服务的程度。事实上狭窄的投信口确实把许多顾客赶到更远的邮局服务柜台去排队投邮。在美国大多数的邮局里办事也都要排队，这对于惜时如金的美国人是很难容忍的。所以私人办邮政的创议很快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而实行起来了。私人办的专营快递邮件的全美快邮公司，业务量在１９９０年已超过每天１６万件，目前已增加到每天１９万件。只要是下午５点以前投邮的国内邮件，次日下午３点以前必定投达。当然，快递收费很高，约为普通邮资的５０倍，不过重量限制宽很多。

       此外个别城市出现了投递本地邮件的公司，收费稍比国家邮局的邮资贵，而效率和服务态度比较好。邮政是成本递减的行业，即营业量越大，单件成本越低，所以私人邮递要扩大其营业量，使成本降到政府办的邮政成本之下，还需要一段过程。不过，看起来在美国政府独家办邮政、定邮资的垄断时代不会很长了。私人办公共事业，邮局并非独一无二。我们认为应该由政府办的事业，在美国往往由私人经办（这里所说的私人一般不是指一个资本家，而是以股票方式为个人所拥有的公司）。市内的公共交通，从地铁到公共汽车，既有私人办的也有政府办的。他们各有自己的收费标准和服务对象，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谁也赚不到超额利润。因为如果你把价格定高了，马上会有竞争者占领你的市场。多赚钱的唯一办法是改善内部经营，使成本比你的竞争者低。一个竞争者比十个物价监督员的力量还要大，这一点我们至今还没有明白过来。

       公共交通、城市清洁、治安管理等都有私人企业，更不用说学校、铁路、航空了。如果这些企业由独家承办，就会出现我们常说的“惹不起，讲不通，离不开”的顾客受气的局面。就拿上面提到的私人办监狱来说，由于政府办的监狱缺乏效率，关一名犯人一年要花三四万美元，于是有私人出来承包。花的钱少，还使犯人满意。私人企业要想继续赚钱，就得继续把监狱办好。当然首先不能让犯人逃跑。我们常有一种习惯信念：只要企业是政府办的，多赚一些钱也无妨，因为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不许私营业垄断是天经地义的，不许政府企业赚钱则有悖于公益。可是严格的经济分析证明，即使赚的钱用之于民，垄断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为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使百姓得到的好处来得大。要充分论证这一点，需要动用全套微观经济学的逻辑来分析。

        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有关法令是建筑在经济理论分析之上的。理论分析有时看起来似与常理相悖，但能从更全面的分析中指出一种政策的利弊。这里可以看到经济理论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有关自由贸易的法律，似乎增加了进口，不利于国内行业的发展，但理论分析却指出自由贸易是有利的，因为它使国内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廉价的进口商品，并迫使国内无竞争力的行业改组，从事美国有优势的产业。所以美国一些行业工会和地区政治势力从局部利益出发强烈要求贸易保护，但联邦政府却不轻易接受，里根和布什总统多次否决了有贸易保护色彩的法案。虽然美国的贸易法案仍对国际贸易有不少限制，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可以说是贸易障碍最少的国家。因为保持竞争机制是根本大计。

       美国法律对垄断有极严格的限制。１８９０年通过了第一个联邦反垄断法，称为谢尔曼法案。以后在１９１４年、１９３６年、１９５０年多次修订补充这些法律。非但不许一家公司独霸市场，还禁止几家大企业暗中达成价格和产量的协议，逃避竞争。美国制定反垄断法的缘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它反对权力过于集中，从而保障民主政权的稳定。甚至还有道德上的，认为竞争有利于激发人的奋发向上的精神，而垄断可能打击这种精神，叫人垂头丧气。ＧＥ（通用电力）和西屋这些大公司的经理在１９６１年就因协商价格被处以徒刑。犯民事案件被处徒刑，可见惩罚是严厉的。近几十年内每年都有几十家大公司受到指控犯有垄断经营罪，ＩＢＭ公司的案子拖了十多年至今还在侦讯。微软涉嫌垄断一案至今还没有最后定论。在我国，薄利多销，常常作为商业道德的典型来宣传和提倡，殊不知在美国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中，薄利多销是企业的竞争以及反垄断法对竞争的保护的必然结果。

       美国百姓从企业竞争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不妨通过“人民快运航空公司”?(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的盛衰来考察一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门坐飞机开始普及，而在那之前只有政府要员和大企业家才有条件乘坐飞机。战争结束之后，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航空工业和航空技术，战争中培养的大批飞机驾驶员和地勤人员，使得民用航空事业具备了大大发展的条件。但是美国的民航服务却没有作相应的改变，依然如故地保留着为上流社会服务的特色。过多的服饰考究的服务员，不必要的奢侈用具，堪称浪费的过量食品，当然，随之而来的是高昂的票价，这种贵族化的航空业服务使得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也望而却步，同时却因乘客不足造成许多驾驶员失业。航空业的不景气是自然的了。

       在这当口，一些驾驶员和有民航经验的人组成了“人民快运航空公司”。他们把服务对象瞄准为广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有出门旅行的愿望，但对太高的票价还颇为踌躇，而这一批人为数极大。人民快运公司改掉了贵族标准的陈规陋习。他们取消机上服务员，而由地勤和空勤人员兼任，谁有空谁就当服务员；托运行李要另外付钱，把节省的舱位用作货运；甚至还取消了飞机中的免费饮料，谁要喝要拿钱来买（这一规定一直维持到１９８６年公司关门）。结果票价降低了几乎一半，因为票价低，飞机的满员率大大提高。即使收一半的价钱公司仍有盈余。人民快运公司由于适应潮流，薄利多销，短短几年内就从几架旧飞机的底子发展到拥资十几亿美元的大事业，与泛美、联合、西北等最重要的航空公司并驾齐驱。其他公司仿效人民快运公司的经验，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方针，赶了上来。而人民快运公司却没有及时察觉到这种形势变化，终于在１９８６年歇业。它虽然退出了竞争舞台，但是它扭转了美国民航的经营方针，使得乘飞机旅行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能够享用得起的一种便利。１９８６年美国乘飞机出门的人次超过４亿，现在已经达到６亿，航空业的竞争功不可没。

   小结：说明垄断何以有害，哪怕是国营企业也应引进竞争机制。通过“人民快运航空公司”说明竞争如何改变了航空业的面貌。（编辑：宫丽丽）

茅于轼：房价上涨过快与富人没地方花钱有关
　　来源：荆楚网-楚天金报
　　昨日，由湖北日报参与主办的“中国经济百年论坛”在本集团隆重开讲。此次论坛可谓是智者的聚合，茅于轼、丁学良、铃木宏昌(日本)等多位国内外的顶级学者论道东湖之畔，回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思考与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部分学者的发言整理如下：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房价上涨过快与“富人没地方花钱”有关
　　论坛上，茅于轼探讨了“中国的成功模式能不能持久”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特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已在实践中被证实，市场经济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经济制度，而专政下的政府也具有绕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瓶颈，以及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等功能。但他也认为，这种模式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精英治理，因为社会已是越发复杂的系统，国家的治理者中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二是治国的精英要优先考虑基层群众的利益，国家才能稳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过“廉租房不该建厕所”的茅于轼也对当前的房地产业表达了看法。他认为，当前房市的热度是一个泡沫，产生泡沫的原因则是“在财富生产特别多的情况下，由于分配不均，富人分配很多，但却没有别的地方花，就只能去买房子”。而茅于轼认为，“富人的钱没地方花”的问题出在“我们的金融市场不好”，“把钱集中起来投到效益最高的地方去，拿钱生钱的机会非常少”。
　　对于未来的宏观调控，茅于轼认为应当改善金融市场，同时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要落实。

应让农民在城市里住得起房

                                  ----- 访北京天则研究所茅于轼

2009年初，茅老刚刚度过了80周岁的生日。但他仍然心念中国经济冷暖，尤其关注广大身处弱势的农民群体利益。在与茅老的对话中，他针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解决农民问题依靠城镇化

　　“美国农民只占总人口的2-3%”茅于轼指出，在一般发达国家，农民的比例在5%以下，这说明农业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与之相对应的是服务业和金融业。

　　参照发达国家的例子，茅于轼认为中国的农民还是会走上城镇化的道路，通过加速进城来摆脱贫穷，但政府应对农民进城后相关的配套措施给予配合。

　　“要保护农民！”茅老非常明晰地提出，要保护农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农民提供更多在城市的就业机会，提高城市里面农民工的工资标准。

　　应让农民在城市里住得起房

　　而对于那些进入到城市来的农民工来说，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依然是住房问题，这也成为农民进城的巨大障碍。大城市的原住民往往在住房改革之前就已经用很低的价钱拥有了公屋，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再享受到这样的实惠。

　　除了廉租房之外，茅于轼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条路就是政府给予农民工住房补贴。“凡是农村户口进城来的，一个月一个人比如给300块钱，不少的数，一年就是好几千。你家里三口人，也上万块钱了，就可以租这个房了。”

　　这笔钱从哪儿来？茅于轼认为应该由财政来承担，过去的政策太偏向于城市，现在也应在农村有所补偿。

　　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本

　　留在农村的农民，也需要政策的扶持，在茅于轼看来，现阶段农村最大的一个经济问题就是没有资本。长期以来农村的金融服务就只是吸收存款，很少放贷，即使放贷也是给乡镇企业，而个人和农户很难得到资本，“如果你把资本输入到农村去，农村的发展还是有些机会的。”

　　很早的时候，茅于轼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他在思考如何帮助农民最有效，用很少的钱起大的作用。1993年，茅于轼在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用500元自有资金开始了他小额贷款的尝试。

　　“因为农村有劳动，缺乏资本，给他们提供一点资本。但是因为不合法，所以做不大。我们连个图章也没有，银行帐号也没有。”

　　但这样一个“违法存在”，确实帮助了一些农民脱贫。从500元做到几千万，从“违法”做到合法，茅于轼只是走快了一小步。对于农村金融政策的变化，他感到欣慰，“让私人资本可以进入到农村办小额贷款公司，还可以办乡村银行。虽然限制还很多，但这是一个信号，资金可以进到农村，这个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全国我估计有好几百亿的钱已经进去了，对农村经济的活跃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小额贷款公司是可以赚钱的

　　小额贷款的利息率高于银行利率，乡里乡亲的信用反而有保证，“小额贷款是可以赚钱的，但是你搞得不好是肯定要赔的，”茅于轼认为问题在管理上。

　　茅于轼自己的小额贷款项目，在管理上下了工夫，“钱借给谁？他会不会用来赌博喝酒了？这个人一贯表现怎么样？他的项目是不是能赚到钱？我们不断的在培训方面下工夫，每年我们都要培训好几次。”

　　无论是实力雄厚的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进入，如果不懂得管理，都要失败。

　　实际上，在农村，生产的机会还是不少。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粮食的损失，蔬菜的运输损失，加速它的周转，一旦有了资金，这些事情都可以做起来。

　　当孟加拉的尤努斯带着小额贷款经验来到中国，茅于轼也正在自己坚信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他坚信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也会全面铺开并且成功，这个市场需要不少于2000亿的资金，目前进入的几百亿远远没有达到饱和。(元平 发自北京)

上海畅谈财富三层次 超越财富享受人生

 新闻晨报上海访茅于轼

    晨报讯 “赚钱是一种享受，但更要学会享受人生。”在昨天举行的上海交大文治讲坛上，经济学家茅于轼抛出了他的“财富论”，其中包含了三个层次：创造财富、保护财富和超越财富。

　　保护财富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动力。茅于轼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财富，但茅于轼并没有囿于对财富的追求之中。面对众多前来听讲的工科学生，茅于轼表示，工科教会大家赚钱的本领。赚钱虽然是一种享受，但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钱赚得越多，每元钱带来的快乐就越少。财富最终带来的快乐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超越财富的羁绊，在更高层次上享受人生，因为这是社会追求的最终目标。

　　茅于轼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不过，他是通过帮助别人，和大家一起享受，他称之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做了很多职业经济学家不会去做的事情：在山西农村推行小额贷款实验，在北京为农村青年创办保姆培训学校。(记者李耀宗)

革命和建设：公平和效率

——历史的归纳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各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

当然，这种区分是很概括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

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只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六十年中，毛泽东重在公平，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

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我们做出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自以为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的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

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事实上根本无法实现。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地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一百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忽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一百年之久。等到醒悟过来时，已经有约一亿的人因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死于非命。更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的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的吸引力。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功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可是过分的公平也会产生懒汉。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从来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达到经济公平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制，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经济都有较高的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

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的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于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

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的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古巴革命如此，尼泊尔的毛派革命同样如此。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追求公平的组织是印度的印共（毛），拥有1.8亿人口，近五年来的武装斗争导致2500人死亡。印度的中央政府对它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什么能让这1.8亿人获得收入的改善，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1.8亿穷人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普通的无产者日益不满。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毛泽东则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资产阶级，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邓小平上台之后放松了对公平的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提高了效率。在这方面有的国家走得远一点，有的走得近一点。像现在的中国，几乎放弃了公平，走上唯GDP论。像古巴就没有走多远，至今保有很好的公平，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但是在解决贫困方面，非但没有进展，而且今不如昔。朝鲜的贫困是出了名的，现在也不得不开放一点自由市场，建立经济开发区等等，但是能走多远？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会使各国的选择倾向于公平。

之所以要选择，不是一边倒，因为光靠公平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财富的生产。但是光有财富的生产缺乏公平，社会又稳定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无非说明二者必须兼顾。然而历史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谁在选择？又是谁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的意志决定了二者的选择。在改革前的中国如果毛泽东万寿无疆，中国将永远没有改变选择的机会。现在的北朝鲜也有类似的状况。最近金正日的健康出问题，改变选择的可能性变得现实。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选择固然领导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越来越有影响。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可是历史有自己的规律，它不以社会科学的理论而改变

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的问题，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因此高效率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效率靠什么得到？

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个推导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它是非常可靠的。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这三条假定只有第三条似乎有点勉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去寻找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价格。即使想要隔绝信息的传播也是非常困难的，价格信息有自动传播的功能。

看起来这三条假定都很自然能够成立。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从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看，自然的市场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它的隐含前提是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它是有基本人权保证的。所以人权是财富生产的保证。但是人权只能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不能保护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像比尔.盖茨的超级豪富就是在市场制度下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地扩大。然而我们追求平等却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我们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的人。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再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做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可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收入调节税非但没有起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因为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都逃税，税务局对此毫无办法。我国的公共政策，以城市人口为服务对象，最贫困的农民享受不到政府的服务（最近略有改变）。所以正规的政府功能在缓解贫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负的，也是极其有限。再看非政府渠道，民间的扶贫近年来有很大的进步，可是政府对此基本上的不鼓励，甚至多方打压。政府的态度是民间慈善可以做，但是由大家出钱，由政府来操作。其实还是政府一家独办。如果政府能够办好倒也罢了。可是扶贫款被贪污，被挪用的事层出不穷。两条路都不通畅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正在走向危险的终点。其结果很可能是市场规则被破坏，效率荡然无存，形成一个共同贫困的社会，这正是三十年前已经存在过的状况。历史会重复，它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这太值得我们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