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会迎来更好前景

                                         ——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张卫东

  中国国民财富的大幅增长及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被世界公认的。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断扩大的自由上，比如现在商品的自由流通，国民可自由选择职业等等。中国当前所取得的成就恰好是“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的结果。

 中国政府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成就举世瞩目。值此三十周年之际，为了更好总结中国过去改革经验，为了更好让中国继续保持良性快速发展态势，记者有幸就总结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经验有关话题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进行专访。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父亲茅以新是新中国著名的铁路机械工程师，他的二伯茅以升是新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他，经历过旧时战乱纷争的中国、经历过新中国的整个建设过程、经历过改革开放的前前后后，是为数不多的能躬身力行进行经济学前沿研究的工作者之一；他，具有广博的学术造诣，是中国少见的敢于直言不讳讲真话的著名经济学家。

　　过去三十年改革之总结

　　记者：中国政府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壮举起，至今已有三十年，在此期间中国人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对身边哪些变化印象最为深刻，具体理由何在？
　　茅于轼：是的，在这三十年中国人身边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对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变化，这是中国人的“自由”有希望了；在过去，中国人是没有自由选择的——比如中国人不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职业，不能创业，养鸡下蛋都不可以；没有在市场上选择商品的自由；农民没有进城的自由；没有选择穿什么衣服的自由等等。而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则获得了很多的自由。
　　记：您认为中国在这三十年的改革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哪些是支持中国改革能取得成就的关键核心因素？
　　茅：我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则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中取得的最大成就。这一点也是被世界瞩目公认的。如果以GDP来衡量一国经济实力标准的话，中国当前的GDP总量已是以3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四位。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的算法，中国GDP则排名世界第二。如果以一国进出口规模来衡量中国目前经济实力的话，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只有两百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三十二位，而去年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达到两万多亿美元，这个规模是三十年前的100多倍，在世界排名跃居第三位。我认为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国人的自由扩大上，由此不断促进中国国民财富不断增长，比如现在的中国商品自由流通、中国公民工作自由选择就职等等。所以说，中国当前所取得的成就恰好是“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的结果。

正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记：近年来，中国的人民币不断出现“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现象，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对此，您认为作为中国宏观调控当局有哪些针对有效的调控措施可供实施呢？
　　茅：当前中国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分割则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作为中国宏观调控部门，应该从提高商业银行基准利率、降低中小企业税率、控制好货币发行总量和灵活提高人民币汇率上进行宏观调控。当然，最终的结果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
　　记：按照经济发展的逻辑——通过实行工业化发展道路来逐步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所实施的工业现代化发展之路？同时，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中也不断伴随出现一些制约发展的问题，对此，您有何良策来建议中国政府解决这些发展道路上的问题呢？
　　茅：从过去中国所选择的发展路径上看，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不错，无论从发展速度还是规模都属于历史空前的，同时其中的发展成绩也是世界瞩目的。当然在发展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比如环境资源因为经济高速发展而不堪负重、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我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各种综合措施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加大并再提高居于贫困人群的综合保障水平等等。

　　中国改革迎来更好前景

　　记：现在社会发展正在不断朝原先预定的现代化目标方向，其间也是一个与世界逐步接轨的过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些现代化目标？对此，您对未来有何期待和祝福？
　　茅：从与世界接轨的结果来看，当然还是对促进中国发展有益的。比如加入WTO，中国经济发展从与世界接轨中得到很多好处。尽管这些好处有个贫富不均的问题，对中国居于贫困人群来说，其中所分享的好处少很多；但相对贫困人群来说，也是很大的进步，一些出口企业起码可以通过出口加工能促进中国4000万人的就业。期待中国在未来发展中进行更多政治体制改革，让工人通过“工会”组织、农民通过“农会”组织其实进行自身权益保护，“让政权还政于民，让市场让利于民”，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民主法治社会”。不过，中国政府已经在为实现未来“民主法治”社会发展目标而在努力推进各项改革，相信未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前景将更加令世人憧憬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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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香港《经济导报》中文周刊30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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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总数大约为七千万人(但是在前一个世纪，即十九世纪，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一亿人)，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大体上又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都没有算上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在这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就是中国的1959-61年的大饥荒。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都会造成普遍的，但是都是小规模的死亡。

       在二十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粮食不足那时候是全球性问题，各处地方都存在粮食生产问题，到处都有人饿死，但是都是小规模的。现在二十世纪以后，我们完全有把握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过时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达，粮食既充足，又能够方便地流动，大规模饿死人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发生。但是在十九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确实是粮食的生产不足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人口的繁殖是几何级数的方式，而粮食的生产是以算术级数的方式增加。新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到更偏僻，更遥远的地方去开荒种粮。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农民在高山峻岭的半山坡上开垦，产量极低，运输的成本极高,，但是人们不得不到这种生产条件极为不利的地方去谋生。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这些地方根本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马尔萨斯的规律把他们赶上去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的看法可以从近几个世纪人口和寿命的变化得到证明。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几千年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根据Angus Maddison(英)的研究，公元以后到十九世纪的18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长率不到0.1%，但是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的二百年中人口年增长率达到1%以上，增加了十几倍。至于寿命，在十八世纪末平均寿命是26岁，这是人类几万年挣扎的成果。而此后不到二百年的今天，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增长到67岁，寿命的年增长率增加了50多倍。十八世纪末是人类发展的转折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值得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来研究。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可以做到消灭饥荒成为容易的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终于被彻底克服。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所说的大饥荒，和历史上的饥荒比较，是十分有限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饥荒都是发生在经济落后而且是在战争的环境中。饿死的人数顶多只不过几万人。确实，当今世界上患营养过剩和肥胖病的人数早已超过饿死的人，也正在超过挨饿的人。

       是什么导致了饥荒死人？经济落后的国家比较容易饿死人。贫困不仅仅是生产不足，而且是基础设施的不足，很少有保险，储藏，贸易，公共行动等补救措施。卫生和医疗的落后都扩大了饥荒造成的后果。当今世界上受饥荒威胁最大的国家都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如安哥拉，索马利，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富汗。由于国家穷，一旦发生饥荒，很难迅速克服，其后果会延续多年。

       粮食歉收会导致饥荒。饥荒往往发生在极端气候期间，如干旱，水灾，使得粮食严重歉收。但是歉收既不是饥荒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里，也都有相当的弹性来调整丰歉。我国学者宋国青对我国因为气候特殊而减产的情况作过分析，他得出的结果是气候影响产量在一个局部地区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总产量的百分之一。因为各地的丰歉会彼此抵消。在全世界范围内气候影响产量的程度就更小了。不过他的分析不包括气候变暖等长期变化的后果。

       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经济落后或气候不好。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比如1931-33年发生在前苏联的大饥荒，当时苏联的人均GDP是现在非洲经常受饥荒侵袭国家的三倍。同样地，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北朝鲜的饥荒，他们的人均GDP也比大部分现在有饥荒的非洲国家高得多，但是他们的损失却大得多。这些例子说明由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可以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大大地减少饥荒的损失。阿马蒂亚。森教授专门研究饥荒，他说现代饥荒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饥荒，往往是粮食的分配机制被破坏，而不是没有粮食的供应。森的研究提醒了许多学者去研究饥荒发生时的分配状况。他们发现在饥荒流行时周围有足够的食物供应，但由于分配上的障碍，挨饿的人得不到供应。分配的障碍有许多不同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被破坏，有钱也买不到粮。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钱买粮食。这时候不是没有粮，而是没有钱。只想办法去增产粮食，不注意提高百姓的收入，就搞错了问题的对象。收入不提高，粮食再多照样会饿死人。不过因为穷而饿死人是很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以后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当今时代大规模饿死人都是因为人为对市场的阻隔，使最重要的供应渠道失去作用。

       在今天，饥荒的防止是容易的。运输费用大大地下降了，粮食储藏成本很低，信息传播非常迅速，国际的饥荒救助到处可得，营养和医疗的知识大有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饿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极权政治或战争相关。斯密（一位现代学者，和十八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同姓同名）就说，现代的大饥荒无例外地是政府滥用权力，采用错误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森教授甚至还说，民主和饥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够让信息不受障碍地传播，能够整治腐败，避免政府的权威被滥用。

       更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发作用。在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饥荒很容易从别处获得粮食而被缓解。世界市场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缺粮，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粮食禁运而饿死人。相反，倒是许多饥荒因为国际援助而得以避免。中国1959-61的饥荒和朝鲜前几年的饥荒就是因为取消了国内市场，又隔断了国际市场的作用。否则饥荒绝不会那么严重。市场对于防止现代饥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饥荒更因为不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而格外严重。粮食不能流入，如果人口能够流出，也不会死那么多人。市场的自由参与，人口的自由流动，都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如果把人圈定在一个小圈子里，不许可商品和人口的任何流动，粮食只能自给自足，那么任何原因造成的局部供应不足都会造成饥荒，都会饿死人。所以饥荒造成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对人们自由的干涉。或者说，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产粮食。更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很难增产。

       饥荒死亡人数的统计是非常困难的。中国1959-62大饥荒的死亡数字，一般专家估计为1400万到4300万之间。这两个数相差极大。我自己对这个统计作过很粗线条的，但是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其方法如下：当年的人口数是上一年的人口加上新出生的，减去死亡的。死亡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和饿死的。从颁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知道灾荒前后的人口数，如果能够找到此期间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剩下的就是饿死的人口数。但是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数是未知的，所以只能求助于假定。如果这两个数和灾荒以前相同，没有变化，可以算出饿死的人是4200万。但事实上灾荒年代新生人口肯定会减少，所以实际饿死的人到不了4200万，大约是3500万比较可信。我国学者金辉对三年灾荒的死亡人数有过更彻底的研究，他对公布的人口数有怀疑，因而作了更全面的比较和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大规模饥荒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对我国更不是一个威胁，因为我国的经济实力有就有了巨大的增长，人均收入比1960增加了近二十倍，社会的组织化有了彻底的改进，专制已经消退，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物资的流通十分方便。所以大饥荒事实上已经成为过去。可是我国的许多政策还以防止饥荒作为前提。比如为了粮食安全而保护耕地，导致城市的用地供应不足，房价飞涨。我们应该了解现代学者对饥荒的最新看法。

                   茅于轼声明

    最近网上流传着题为《纳粹都不如》的文章，署名是茅于轼。在此，我谨以我个人名义郑重声明，我从未写过，也从未授权任何人写过这样的文章。确切地说，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过后，根本没有写过任何关于地震的文章。

    刚才韩国电视台因《连纳粹都不如》的文章要采访我，我方知此事和此问题的严重性。别人写的文章不管是好是坏，我不敢专人之美。

    特此声明！

                                                     茅于轼

　　　　　　　　　　　　 2008年05月20日

               茅于轼段绍译义卖图书捐助地震灾区！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截止此刻灾区死亡人数已升至一万多人（这些数字仍在进一步增加中），很多孩子被掩埋在废墟中，不少村镇被夷为平地！13日段绍译和我商量：决定从今天起至6月30日，我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及段绍译的《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中国版的《富爸爸，穷爸爸》通过网上邮购，所卖书款将全部捐赠给地震灾区!

  所有购书款请直接打入段绍译以下专门账号，接受社会公众和任何媒体的监督。感谢“新浪网读书频道”全程监督该笔善款的去向并届时公布监督结果!届时段绍译将亲自前往灾区为灾民们重建家园出谋划策。

    如果您要邮购以上书籍，请将您的姓名、手机号码、邮编及详细地址发邮件给段绍译，书上均有茅于轼或段绍译的亲笔签名，我会让助手尽快给您邮寄。为方便大家邮购，四本书一律28元/本，不另收邮资。请最好在转帐时将您的汇款金额及日期及时用邮件或短信告知。 

    北京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段绍译  帐号:6225 8810 0298 8896

    E-mail: duanshaoyi@163.com

    段绍译手机：13707388888    QQ：2008 42100 

    让我们每一个人祈祷他们平安！相信全国人民会众志成城，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第一，财富的巨大增加，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人自由大大地扩展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是多么地没自由：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新中国初期有一句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有称“国民党把人变成鬼，解放军把鬼变做人”。但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现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当干部，考公务员，可以下海，自己摆个摊儿，干什么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国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现在谁都可以出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出国必须审批，批来批去要一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前，买东西也没自由，这要票那要票的，许多东西干脆没有。现在，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国人的自由大大地扩大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对内对外的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我们加入了WTO，加入了好多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国际组织里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内，我们也越来越多地跟国际接轨。比如，从1840年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现在大体上解决了，我们承认要学西方。我们的法律很多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观念，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呀、法院呀、律师呀，什么证监会、银监会呀，什么宪法呀，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所说的“大体上解决”，也就是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还是会有人打问号的。我想指出的是，像要不要自由平等这个问题，执政党到现在都还没有松口。在中国，自由多多少少还是跟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说宪法、说法制、说人权，但说得并不痛快，说得别别扭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强调我们在学习西方上还是有点问题的。当然，今天毕竟已经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二、不好解决的问题：政权还归于民

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还有问题呢？在一党制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老百姓的利益就没有了，只有执政者的利益。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首先一个例子就是所有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都是党员，但这个在宪法里头并没有类似规定，为什么中国只有少数党员才能治理，为什么党外人士不能当干部？再比如反贪污，反贪污你要是反到他们头上那你就倒霉了。有些人不明白，天真得很，我帮共产党反贪污，这不好吗？但一旦你做了，那你可傻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一个叫郑恩宠的律师，他就是揭发检举周正毅的，周正毅被判了16年，他也被判了好几年，给他定的是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不能够碰它的利益。你要反贪污，它自己也想反，你要反了陈良宇，它自己也挺高兴的，但你反了一个它不想反的人，那麻烦就来了。这样的例子一多，至少说明这个政权还没有完全还归于民：它可以允许你发财、创造财富，这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个限度，你不能跟它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说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这里！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它不是很简单的，不好解决，而且它不完全是共产党的问题，实际上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都有深切的关系。因此，不能说共产党一还权于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就民主化了。在中国，上下关系深受传统的皇帝和臣民关系的影响，要改变它，绝非短时之功，好几代人都在努力。现在，这种改变加快了、加大了，每天都在进行，各种维权的行动、互联网上的意见、新闻的报道，都是一个教育老百姓、教育政府的过程，在多元博弈中大家开始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制。

法制就两个字，但真正做是很复杂的事儿。全世界能够走上法制的国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个法制国家，它打个官司要十几年，那就等于没有法制，这个官司有什么用处？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就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你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饭、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民主，但它这个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它没有解决民族、宗教这种纠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印度没有这种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选举。结果，原先打的今天还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杀，从甘地开始，甘地、尼赫鲁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被暗杀。我们民国初年也有暗杀，以后就没有了。文革整死那么多人，也没有暗杀过。现在，执政党内无论怎么分歧怎么矛盾，但不搞暗杀。因为一旦搞暗杀就不得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不能破坏。斗归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赵紫阳下台也还活到了90来岁，这些都是进步。从中印差异来看，我想强调的是：经济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经济的进步，它就会推动老百姓想民主、法制这些问题，否则，肚子没吃饱，你想什么呀？首先想肚子。

三、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

至于如何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应该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儿中国的特色，但它的基础是普世价值观。什么是普世价值观？平等自由是最基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此，中国上下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上层还没有完全想通。有人说今天的中国道德滑坡，我想如果真的是道德滑坡，那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个“假话政治”，它老是讲假话，你道德怎么好得起来？温家宝叫大家说真话，说真话当然重要。那好，上头先说真话给大家作个表率，但是，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至少上头是不敢公开说真话的，因为，没有一个说真话的环境，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你却叫人说真话，谁敢说真话？像我们这些傻瓜蛋才说真话，我们说真话基本上就是和习惯一样，说真话就是习惯嘛。所以，道德的缺失、没有信用、骗人，这些都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当然，我们也看到，执政党它也很难，因为它舍不得跟过去一刀两断。

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浮夸风。那时，如果你不浮夸，你就得挨整，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大家都得浮夸，一直到这个问题严重得根本下不了台，就是付出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巨大代价才得到纠正。如果能说真话，会死这么多人吗？浮夸、说假话，教训惨重：抗战八年才死了2900万人。

所以，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系，政治好不了，道德也上不去。如果外国一个总统他说假话，是要下台的。大家眼睛都盯着总统，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你怎么能说假话呢？

四、发展模式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

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环境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经济增长达百分之十几呀，你拿出几个百分点环境就治好了，正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力量加强了，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治理环境了。先发展后治理这条路是很对的，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你先发展起来了，现在有人力、有技术，就缺个决心，你下个决心就把它治理了。从客观上讲，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你穷的时候想干什么都不行，没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技术。你看看北朝鲜那个样子，它干什么都不行。现在中国可以说干什么都行，有钱了你干啥干不了？有污染的厂说关掉一些就能关掉一些，因为也就损失经济增长的几个百分点嘛。现在，我们全国治理环境的费用是五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却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呀，我再拿两三个百分点，那一点儿不难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经济问题不是大问题，能源问题也不是问题，环境问题虽然是个问题，但不是出在客观上，因为它既有办法可以解决，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出在你不下这个决心。

所以，对于有人所说的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系，为什么？比如，现在我们的税收增加得太厉害了——2007年，我们的税收增加了30%，GDP只增加了11%，物价涨疯了——但是政府的开销没有限制，老百姓没有权力监督它，拿老百姓的钱买汽车、盖豪华楼、出国旅游，等等。而且我们的政府收税还不让普通纳税人知道：其实你一打电话就收了税；你在超市买东西发票一打出来就收了税；你付水费、电费这些都是有税的；连你坐出租车都有税。而在外国，政府都告诉纳税人：价格多少钱，税多少钱，是分开的。

当然，如果仅仅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正在慢慢地改变：过去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现在慢慢地变成靠技术、靠分工，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很快就上升了。最近这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得非常快。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客运航空的安全居全世界第一，这说明技术非常好，因为这个安全它是一个综合指标——硬件、软件、人员、素质、纪律——哪一方面出问题安全就表现出来了。这说明，我们要想干就能干好。我们的煤矿它老死人，就是没人管，而我们的飞机就有人管。可以说，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靠技术挣钱的阶段了，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生产出很多很复杂的产品，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开放的环境，老百姓都会自己去钻研，自己就上去了，而用不着什么号召的。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地转向从技术和社会分工来挣钱的模式，原先的低成本劳动发展模式正慢慢地让位给印度、孟加拉国，还有越南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比我们要低。

如果发展模式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指国家发展道路，那么，政治的改变，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五、和谐就是法制

对于创建和谐社会，我完全认同。现在我们社会有什么地方不和谐？如果说有什么不和谐，那就是有人侵犯你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层面，我认为：和谐的问题在于利益的划分。至于有人把和谐说成是要取得全球化与民族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什么的，那都是骗人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每个人的利益要得到保护，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和谐了。设想，即使你有了全球化，你有了传统，你有了发展，如果你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别人侵犯你时你却不能告状，你到法院去人家拒绝受理，这怎么和谐得起来？那种情况下，就只有上访了，只有去游行，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和谐的可能了。因为，有些人不遵守法律，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和谐的问题其实可以说是法制的问题，和谐就是法制。利益怎么划分，是法制来划分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段绍译既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位经济理论家。他学以致用，从经济学得到启发，在致富上取得成功。这本讨论“普通百姓如何致富”的书，从财富如何创造的理论，谈到如何投资，如何理财，如何注意细节，如何规避风险。其中的观点对政府制定政策，对企业科学决策，对个人投资理财都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他个人的很多经验和书中的案例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我衷心希望他书中的观点能够广为传播，帮助更多的人致富。

段绍译原来是学会计的，199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营企业当过会计师、总经理助理和法律顾问，后来又作娄底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1998年开始自己办企业，并很快取得成功。企业能够创造财富，这一点他做到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创造财富对社会的贡献十分有限，不如帮助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他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怎样创造财富的。

段绍译把他所学到的经济学，结合自己办企业的经验，通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逐渐发现了个人致富的道路。于是就有了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中国版本的《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的内容是经济学理论和个人致富实践的比较完美的结合。

    现在国内经济学方面的书不少，关于个人理财的书更多。但是将“经济学”和“个人理财”结合得这么好的书很少。段绍译的这本书是别开生面的一本，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事实上社会上对这样的好书需求很旺，前几年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叫《富爸爸，穷爸爸》就很受欢迎，据说已在全球畅销了1300多万册。但那是一本翻译过来的书，不是很适合中国国情，现在中国人自己写了这么一本好书，我想一定是更受欢迎了。

段绍译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眼光跟我们单纯经济学家的眼光不同。他能够看到的赚钱机会我们未必能够看到，他能够想到的点子我们也未必想得到。这些聪明才智当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是不断思考，实践，甚至也包括失败，通过多年的积累才会有的。看了这本书能不能发财致富，当然还要看自己的天赋和努力。

什么是个人致富之路呢？看了这本书就明白了。如果让我来归纳，可以简述如下：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然而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优势劣势是通过和他人比较出来的。不知道他人，不和他人作比较，就不可能搞清楚自己的优势劣势何在。这个“他人”是社会上想做和自己一样的事的人群。优势劣势是指在做这些事中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所以还需要知道市场的需求是什么。段绍译在书中强调企业家要善于发现需求，可见这并不容易。优势往往和自己的爱好有关，喜欢做的事容易发挥出优势来，而勉强做的事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劣势。但是有比较才知道优势和劣势，这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许多青年人都喜欢唱歌，但是能不能变成歌星，可要通过不断学习和不断比较才能判别。

其次，不要过早忙于赚钱，要有长远打算。尤其是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只要生活上能够过得去，就不要先瞄准着赚钱，而是要先找一个有前途的行业，一个适合自己的企业，一个能学到真本事的舞台。在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好作风，培养好习惯。这些品质足够受用一辈子。但是对一个出身贫困，迫于生计的青年人，因为没有任何储备，在进入社会时就不得不接受任何一个能够谋生的位置。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目标搞错了。因为在这个时候赚钱是第二重要的，先学习真本事才是最重要的。许多成功的大企业家，在刚进入社会时都经历过艰苦的初创期。他们被人看不起，做着报酬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他们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永远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学习，适应，进步，积累，最后取得成功。

第三，要尊重他人，尤其是对比自己职位低的，收入少的，辈分低的人。尊重他人自己不会损失什么，反而能够得到他人更多的尊重，使自己的生活更愉快。自己希望被别人尊重，这并不奇怪，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尊重，所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就需要自己去尊重别人。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点。尊重别人就必须设身处地，比如自己赚钱的时候也要让别人赚钱。在和别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有时不妨让自己少赚一点（当然不要赔钱），不要斤斤计较，得寸进尺。使别人感觉自己是一个可交之人，以后的赚钱机会自然就更多了。

第四，要不断积累个人信用记录。商业活动中信用最可贵，也最值钱。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信用普遍比较低的时候，讲信用的人少，个人信用就更可贵了。有了信用赚钱就不在话下。正如段绍译说的：“一个人值得很多人信赖和有很多人值得自己信赖是两笔巨大的财富”。本书中有好几个故事，讲的就是怎样建立信用，然后通过资金的运作很容易地赚到了钱。相反，如果一个人没了信用，就会寸步难行，到处碰壁。不要说致富，就连谋生都会有困难。

第五，思想要灵活，不要认死一个目标。商业机会永远存在，关键在发现。正如书中所说：“世界上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们往往羡慕某某人抓住了一个商业机会而发了财，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抓住，机不待人，时不再来，后悔莫及。其实机会每天都在出现，关键在及时捕捉。而且今天的机会不等于明天的机会。今天买股票能赚钱，不等于明天还能赚。过去买房子赚钱，不等于今后还能赚。赚钱没有一定之规，不要认死理。

第六，要有风险意识，但也要有一点冒险精神。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风险无处不在，所以要学会控制风险。如果风险被控制了，就等于没有风险。但是，市场的风险是不可以“投保”的，如果老是担心风险而患得患失，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正如段绍译所说的——“一点风险都不冒就是最大的风险之一”。

最后，这是我的信仰，赚钱要服从于快乐。不快乐的钱不值得去赚。赚钱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快乐。当然赚钱有助于快乐，所以我们提倡赚钱。但是并不是每一笔钱都能带来快乐，所以要特别注意。追求快乐是自己的目标，但是要知道别人也在追求快乐。所以在自己得到快乐的同时也要让别人得到快乐。最犯忌的是用使别人痛苦的办法追求自己的快乐，或曰“损人利己”，做假冒伪劣就是一例；说话挖苦别人，从中自我欣赏，也是一例。让别人快乐和让自己快乐，要放在同样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人道德的标志，也是人生的目标。财富的增加表现为GDP的上升，或追求全社会财富的极大化。我们更应该追求全社会快乐的极大化。它的办法就是：自己快乐，也给人快乐！

 茅于轼教授简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之聘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曾担任过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给你所爱人的以自由》等。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由于连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一倍多，而2007年的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两倍，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更大的比例被政府征收，留下给百姓就越来越少。税收低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大。但是税收高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像现在这样的变化，税收在GDP中的比例上升，对于贫富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所得税。可是在我国，由于财产性收入很难征到税，所得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资所得，而财产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果是富人收入中有较大的部分没有交税。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个老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税收在GDP中的比例提高以后，不同收入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如何。

       大家对税收的印象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来的，有些收入低的人不交个人所得税，就以为自己没交税。其实在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也都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来的。我国的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于是大家以为政府多收了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关心个税的起征点是1600元还是2000元，而把纳税的大头给忽略了。

       个税以外的93%的那部分都是什么税呢？按照征收的比例高低排列，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占36.7%；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20.0%；再其次是营业税，占14.7%；再次是进口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占14.3%。这四项税占了全部税收的85.7%。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的7%，就是92.7%。其他还有消费税5.4%，关税3.3%等。要分析税是从哪儿征来的，主要是分析这几部分税收的来源。

       分析税负最后是谁在负担，在经济学里叫税负的归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的税都是企业在交。其实企业肯定会把税加到价格里去，不可能企业自己掏腰包替消费者付税。企业的产品加税以后，消费者的负担加重了，产品的销量会减少，这是企业真正的损失。所以不论表面上是企业付税，或者是消费者付丹税，最后都是一样的，税负都会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分担。分担个的比例由商品的消费和生产特点决定，是一个很难计算的问题。

       但是从总体上可以看出，税收都直接间接跟消费有关。不论是超市买东西，或者是交电话费等等，其中都包含着增值税和营业税。连关税也是和消费有关。比如讲，进口一台发电设备，国家征收了关税。这部分税负进入到发电的成本之中，最后是由电的消费者负担的。所以说，我国的税收最终是和消费联系着的。消费多的人多纳税。不消费就不纳税。一般而言，从纳税的绝对数来看富人消费多，所以每个富人纳的税也多。穷人则相反。但是，如果拿相对值，拿纳税占收入中的比例来看，结果正好相反。

       每个人的收入分成消费和储蓄。除开个人所得税，储蓄的那部分是不纳税的。你在抽屉里放上一万块钱，过了一年还是一万块，政府不可能从你储蓄的钱里征税。如果你在银行里存上一万块钱，一年后也还是一万块（不算利息所得的话），政府不能从你的存款本金中收取任何税金。但是如果你有了消费，政府就有办法收你的税。而富人的储蓄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高，也就是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高。所以相对于收入而言，他们的纳税比例较低。穷人则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都纳了税。因为他们的储蓄比例低，所以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也低。

      所得税应该和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有了收入就要纳税，不管你消费了没有。这比较合理。可是我国的所得税只占7%，而和消费有关的其他税种占了大头。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变成了累退税，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我们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其他税的比例，尤其是要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把累进所得税真正落实。在发达国家里，个人所得税要占总税收的一半左右，而且都执行累进制。这个道理很明显，但是我国的税改至今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如何增加所得税的比例，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并实行累进制。

                              价格扭曲将导致经济震荡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近几年，企业的盈利猛增，这是由于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大幅增加了。国企利润的增加并不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内部使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

       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GDP过分依靠投资增长，而消费却在下降；外贸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高，就业压力巨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同时物价上升、房地产价格猛涨，股市有明显的泡沫。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其各自背景，但又都与一些基本价格信号的扭曲有关，与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运行。价格扭曲必然引起经济扭曲，招来一系列难于对付的失衡，再加上政策方面违反常规，如果不能及时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震荡，甚至发生危机。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的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资金分配不合理 就业遭轻视

       我国的银行利率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储户得到的是负利率。贷款的真实利率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可是这样低的利率并没有被广大企业所享受，而是被效率很差的国家项目和大的垄断行业所侵占。而且，由于资金成本低，投资者往往选择资金密集型的项目。这些项目吸收的劳动力很少，对就业帮助不大。

       一个大型水电站投资几十个亿，就业只有千把人。一条地铁线，每公里投资上亿元，就业只不过一两百人。一架飞机价值上亿，解决的就业也超不过1000人。这些项目每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的资金超过100万元。高速铁路、核电站、高速公路等项目都是如此。

       相反，一些配套资金很低，几千元就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却得不到发展。从2000年到2006年的六年中，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只增长不到半个百分点。而此期间的GDP增长了78%。

       从国际比较看，就业增长率应该与GDP的增长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2006年的平均GDP年增长率等于就业增长率，都是3%。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的GDP增长率为10%，就业年增长率仅为1%。

       应该说，就业在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因为就业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能够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犯罪率。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大问题。然而，我们浪费了巨大的资金，只追求项目，忽视了就业。当然，这一问题不只是利率低所导致，还有官员们的政绩观在起作用。大项目豪华壮丽，有目共睹。增加就业，受惠的是普通贫困家庭，有目也不能睹。

      财富分配不合理 政府与民争利

      真实利率的降低伤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在20世纪90年代，居民的财产性收益为GDP的6%以上，现在下降到不足2%。结果是，居民不再选择银行储蓄，而将钱投到股市和房市，银行存款大幅度减少。这种现象是十几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在20世纪90年代，银行存款的增量超过当年GDP的增量，有几年超过达一倍以上。现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减少。这种情况非常值得关注，它可能蕴涵着风险。过低的利率对宏观经济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从GDP的需求方面看，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持续降低，现在已降低到GDP的41%，在中、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韩等11个国家中，中国是最低的。(美国最高，为70%)而GDP中，用于政府开支的比例却节节攀升，从1994年以来，这个比例已经翻番，但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务似乎没有加倍，钱多半花在了政府自己的消费上，政府开支更多地侵占了居民消费。

      而且，税收增加的趋势并没有减缓的样子。政府税收无节制地增加，逐渐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近几年，企业的盈利也猛然增加，这是由于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大幅增加了，同时，亏损的国企绝大多数已经卖掉。国企利润的增加并不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内部使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 最近，这些垄断性国企上市，以垄断性利润吸引股民，从股市筹钱，造成进一步扭曲。股民赚取属于全国人民的垄断利润，这是一种合理的财富分配吗？如果取消垄断，利润立刻下降，那时候如何向股民交待？税收增加与国企利润的滞留，都是政府权力缺乏节制的表现，和大家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

      调整人民币汇率 政府错过了最佳时机

      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人民币汇率定得过低，这已经是自1997年以来的老问题。那时候，一年的外贸盈余已经达到400多亿美元，到2005年，这个数字跃升到1000多亿美元，去年进一步跃升到1700亿美元。如果从1997年就开始慢慢地让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无论对中国或美国都一样)，只存在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勉强维持人民币汇率，央行不得不抛出大量人民币，用于购买美元，埋下今天通货膨胀的根子。汇率的扭曲还引起许多贸易争端，伤害了我们的贸易伙伴。

      现在我们的汇率就是损人利己的。政府没有果断调整，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虽然避免了经济冲击(只不过推迟了冲击的到来)，却招引了更多的国际投机者把游资调进中国，使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价攀升都与此有关。 国民经济的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犹豫不决会使形势失控。汇率调整就是一个例子，举棋不定，错过了最佳时机。我国的决策机制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毛病，一切重大决定都要到最高层去批准。而最高层又不是经济专家，从何判断是非？于是只好让事情拖下去。如果不改变权力与知识脱离所造成的决策迟缓，经济迟早要出大问题。

      政府和百姓都应该接受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价格不动，资源配置也不会动。价格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正确才好。正确的价格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故意压低价格反而对国家、百姓都不利。 

从高校学费谈起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最近我在广东岭南大讲堂演讲时，有听众问起高校收费的事，我说，我同意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其实提高高校收费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我也没有对此问题作过研究，但是我从一般经济学的道理出发，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后来报纸上报道我的演讲时，对演讲的主要内容没有提及，专门挑出高校收费点问题作了重点报道，引起许多读者的批判。以后又有许多媒体通过电话采访，要我解释赞成提高收费的理由。媒体着重在“卖点”，要迎合读者的需要。往往抓错了重点。

        其实，关于高校收费的争论只是许多争论中的一个。在这场争论中一般老百姓的意见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不同。发生这样的意见分歧，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般群众关心的是当前的利益，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学家要考虑更长远的，更广泛的利益。一般群众希望政府更多的补贴，而经济学家还要考虑补贴的钱从哪里来。

        拿高校收费来看，现在公办大学的收费标准，大约只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补助。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反而还要消费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政府补贴的钱是从全体百姓所交的税来的。所以高校低收费不是政府在拿钱，而是靠全体人民的纳税。于是就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要享受全体人民的税收？这部分税收由大学生享受是不是最合理的安排？为什么不让高中生（或别的某一指定人群）享受而让大学生享受？我相信高中生中的贫困生的比例要比大学生中的比例高，让高中生享受可能更合理些。从比较高中生的贫困问题和大学生中的贫困问题可以看到，大学生有较强的话语权。尽管大学生的贫困问题没有高中生大，但是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真正的弱势群体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如果我们的反贫困政策没有仔细的第一手调查研究，很可能被听得见的声音所误导。

        这里附带提一下税收的负担分配问题。大家都只知道个人所得税。其实这部分税收只占了总税收的7%，其余的93%大多是跟消费有关的。比如打电话付的话费，在超市买东西付的款等等，里面都有税。而大家锁在柜子里的钱是不交税的，政府没有办法对你柜子里的钱征税。同样地存银行的钱也是不交税的。富人的消费高，交的税也高，但是他们有较大比例的钱存在银行里，或锁在柜子里，这部分钱是不征税的。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的税负轻，穷人的税负高。让税收补助大学生，是有较高比例的穷人所纳的税在用于补贴。其合理性就更值得探讨了。

        义务教育应该免费，是全民都可以享受的。这是大家都同意了的。所以九年制的义务教育经费应该由纳税人所纳的税来出，不论贫富都可以享受，这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初中以上的教育该不该免费或享受补贴，就是一个问题，其答案绝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讲享受一部分补贴的话，首先轮到的恐怕是高中生，因为高中教育更接近义务教育，而且高中生中贫困生的比例比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高。他们更需要帮助。

        我赞成对贫困大学生实施经济补助。因为社会非常需要人才。考取大学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人才，不能因为他们家庭贫困，上不起学而被埋没。提高学费以后，原来不能享受补贴的较低收入的学生也有可能得到补贴。补贴的面可以扩大。

        我国教育经费的分配，从总量看占GDP的比例太低。这大家都知道。从教育经费的内部分配看，高等教育占的比例又特别高，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种偏向和我国政府重城市轻农村；重精英轻一般的习惯看法有关。现在这一情况已经在改善。但是大学生享受的补贴远远超过高中生享受的补贴。因此提高一点大学学费并不是脱离常识的。现在我国两个升学率（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中，初中升普通高中的比例（42%）低于高中升大学的比例（75%），另外有36%的初中生升了职业高中。上了学因为贫困而辍学的比例，在高中生中也高于大学生中的比例。高中毕业后上大学的困难因为得到各方面的帮助而得到缓解。如果政府有点钱的话，我认为应该更多地帮助高中生，而不是扩大对大学生的补贴。

        大学生中肯定有相当多的贫困生，而且这个比例因为大学扩招而上升。这个比例有多大？我每到大学去都要问学校管理学生的部门。得到的回答，在东部地区一般是10-15%，在中西部就有20%，个别地区甚至超过30%，比如青海师范学院。就全国而言，说10-20%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贫困生占少数，大多数是一般收入的家庭。大学生中较富裕的家庭比例要比全社会中富裕家庭的比例高。因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富裕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比较重视，也更有能力让孩子得到较好的教育，有更大的机会考取大学。强调大学中的贫困问题，容易发生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问题。名义上是为了穷人，可事实上受惠的大多数不是真正的穷人。结果是社会收入分配更大的不公平。

        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怕提高的收费不能用于帮助贫困生，而被挪作了它用。高校管理的公平有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收费提高不提高，高校管理都需要改进。不提高收费，光改进管理也可能有助于帮助贫困生。而提高收费能够更有条件帮助贫困生。这二者并不矛盾。

        跟高校收费相类似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价格的看法。现在通货膨胀比较高，群众中呼吁政府对商品价格实施直接干预的呼声很高。政府中也有一部分人自以为有能力降低物价，跑到商店里去发号施令，强制性地压低价格，像兰州牛肉面事件。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问题，是钱不值钱。解决通货膨胀要让钱本身更稀缺一点。治理通货膨胀时大家感到钱紧，是让大家感到痛苦的过程。回想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政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治理，造成大量企业困难，甚至破产。南方的房地产泡沫因此破裂，形成大批烂尾楼。造成今天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过去钱太松，大家比较容易挣到钱。所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和它的治理好像是喝酒。喝的时候很痛快，可喝醉了治理的时候很难受。

        大家也许要问，虽然钱紧也许是必要的，为什么不让物价管理部门严管价格，多少也能对治理通货膨胀帮一点忙？这里要用到经济学最重要的结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工具。价格扭曲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其结果是生产效率降低，产出减少。当总供给减少时，商品供不应求，价格水平将上升。那么，什么是不扭曲的价格？回答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的市场能够产生出正确的价格。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会破坏正确的价格，导致一个扭曲的价格。物价管理部门只对垄断性价格，如电力，邮政，通讯，铁路等实施管制。因为这些领域里没有公平竞争。这说明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对价格的干预，而普通百姓往往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政府出来管价格。这里一个关键的认识是：生活的提高不是价格低，而是价格要合理。30年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物价水平很低，可是什么也买不着，生活非常困难。现在价格放开了，生活提高了，但是物价水平也高了。我们到底是要一个低物价的穷日子，还是一个高物价的富日子？答案是明显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从经济方面而言，我们的目的是一个富裕而且公平分享的社会。达到目的的途径有二：增加财富的创造，改善财富的分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一切与此个不同的措施都是有害的。比如经济适用房就是一例。因为它既不能增加财富的创造，又不利于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廉租房是能够改善财富分配的，能让最低收入的人群得到一些帮助。对高校收费问题的看法，也应该拿这两条要求来判断。

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总数大约为七千万人(但是在前一个世纪，即十九世纪，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一亿人)，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大体上又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都没有算上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在这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就是中国的1959-61年的大饥荒。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都会造成普遍的，但是都是小规模的死亡。

        在二十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粮食不足那时候是全球性问题，各处地方都存在粮食生产问题，到处都有人饿死，但是都是小规模的。现在二十世纪以后，我们完全有把握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过时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达，粮食既充足，又能够方便地流动，大规模饿死人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发生。但是在十九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确实是粮食的生产不足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人口的繁殖是几何级数的方式，而粮食的生产是以算术级数的方式增加。新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到更偏僻，更遥远的地方去开荒种粮。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农民在高山峻岭的半山坡上开垦，产量极低，运输的成本极高,，但是人们不得不到这种生产条件极为不利的地方去谋生。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这些地方根本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马尔萨斯的规律把他们赶上去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的看法可以从近几个世纪人口和寿命的变化得到证明。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几千年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根据Angus Maddison(英)的研究，公元以后到十九世纪的18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长率不到0.1%，但是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的二百年中人口年增长率达到1%以上，增加了十几倍。至于寿命，在十八世纪末平均寿命是26岁，这是人类几万年挣扎的成果。而此后不到二百年的今天，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增长到67岁，寿命的年增长率增加了50多倍。十八世纪末是人类发展的转折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值得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来研究。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可以做到消灭饥荒成为容易的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终于被彻底克服。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所说的大饥荒，和历史上的饥荒比较，是十分有限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饥荒都是发生在经济落后而且是在战争的环境中。饿死的人数顶多只不过几万人。确实，当今世界上患营养过剩和肥胖病的人数早已超过饿死的人，也正在超过挨饿的人。

       是什么导致了饥荒死人？经济落后的国家比较容易饿死人。贫困不仅仅是生产不足，而且是基础设施的不足，很少有保险，储藏，贸易，公共行动等补救措施。卫生和医疗的落后都扩大了饥荒造成的后果。当今世界上受饥荒威胁最大的国家都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如安哥拉，索马利，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富汗。由于国家穷，一旦发生饥荒，很难迅速克服，其后果会延续多年。

       粮食歉收会导致饥荒。饥荒往往发生在极端气候期间，如干旱，水灾，使得粮食严重歉收。但是歉收既不是饥荒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里，也都有相当的弹性来调整丰歉。我国学者宋国青对我国因为气候特殊而减产的情况作过分析，他得出的结果是气候影响产量在一个局部地区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总产量的百分之一。因为各地的丰歉会彼此抵消。在全世界范围内气候影响产量的程度就更小了。不过他的分析不包括气候变暖等长期变化的后果。

        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经济落后或气候不好。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比如1931-33年发生在前苏联的大饥荒，当时苏联的人均GDP是现在非洲经常受饥荒侵袭国家的三倍。同样地，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北朝鲜的饥荒，他们的人均GDP也比大部分现在有饥荒的非洲国家高得多，但是他们的损失却大得多。这些例子说明由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可以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大大地减少饥荒的损失。阿马蒂亚。森教授专门研究饥荒，他说现代饥荒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饥荒，往往是粮食的分配机制被破坏，而不是没有粮食的供应。森的研究提醒了许多学者去研究饥荒发生时的分配状况。他们发现在饥荒流行时周围有足够的食物供应，但由于分配上的障碍，挨饿的人得不到供应。分配的障碍有许多不同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被破坏，有钱也买不到粮。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钱买粮食。这时候不是没有粮，而是没有钱。只想办法去增产粮食，不注意提高百姓的收入，就搞错了问题的对象。收入不提高，粮食再多照样会饿死人。不过因为穷而饿死人是很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以后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当今时代大规模饿死人都是因为人为对市场的阻隔，使最重要的供应渠道失去作用。

       在今天，饥荒的防止是容易的。运输费用大大地下降了，粮食储藏成本很低，信息传播非常迅速，国际的饥荒救助到处可得，营养和医疗的知识大有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饿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极权政治或战争相关。斯密（一位现代学者，和十八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同姓同名）就说，现代的大饥荒无例外地是政府滥用权力，采用错误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森教授甚至还说，民主和饥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够让信息不受障碍地传播，能够整治腐败，避免政府的权威被滥用。

         更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发作用。在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饥荒很容易从别处获得粮食而被缓解。世界市场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缺粮，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粮食禁运而饿死人。相反，倒是许多饥荒因为国际援助而得以避免。中国1959-61的饥荒和朝鲜前几年的饥荒就是因为取消了国内市场，又隔断了国际市场的作用。否则饥荒绝不会那么严重。市场对于防止现代饥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饥荒更因为不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而格外严重。粮食不能流入，如果人口能够流出，也不会死那么多人。市场的自由参与，人口的自由流动，都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如果把人圈定在一个小圈子里，不许可商品和人口的任何流动，粮食只能自给自足，那么任何原因造成的局部供应不足都会造成饥荒，都会饿死人。所以饥荒造成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对人们自由的干涉。或者说，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产粮食。更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很难增产。

        饥荒死亡人数的统计是非常困难的。中国1959-62大饥荒的死亡数字，一般专家估计为1400万到4300万之间。这两个数相差极大。我自己对这个统计作过很粗线条的，但是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其方法如下：当年的人口数是上一年的人口加上新出生的，减去死亡的。死亡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和饿死的。从颁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知道灾荒前后的人口数，如果能够找到此期间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剩下的就是饿死的人口数。但是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数是未知的，所以只能求助于假定。如果这两个数和灾荒以前相同，没有变化，可以算出饿死的人是4200万。但事实上灾荒年代新生人口肯定会减少，所以实际饿死的人到不了4200万，大约是3500万比较可信。我国学者金辉对三年灾荒的死亡人数有过更彻底的研究，他对公布的人口数有怀疑，因而作了更全面的比较和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大规模饥荒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对我国更不是一个威胁，因为我国的经济实力有就有了巨大的增长，人均收入比1960增加了近二十倍，社会的组织化有了彻底的改进，专制已经消退，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物资的流通十分方便。所以大饥荒事实上已经成为过去。可是我国的许多政策还以防止饥荒作为前提。比如为了粮食安全而保护耕地，导致城市的用地供应不足，房价飞涨。我们应该了解现代学者对饥荒的最新看法，避免误入歧途。

                                                     宏观不均衡蕴酿着巨大经济风险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的运行。价格的扭曲必然引起经济的扭曲，招来一系列难于对付的失衡，再加政策方面的违反常规，如果不能及时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震荡，甚至发生危机。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的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应该能迎刃而解。

        当前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主要是GDP过分依靠投资增长，而消费却在下降；外贸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高；就业压力巨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同时物价上升，房地产价格猛涨，股市有明显的泡沫。这一系列问题都各自有其背景，但又都和一些基本价格信号的扭曲有关；和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

        我国的银行利息率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息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储户得到的是负利率。贷款的真实利息率只有两三个个百分点。可是这样低的利息率并没有被广大的企业界所享受，而是被效率很差的国家项目和大的垄断行业所侵占。而且由于资金的成本低，投资者往往选择资金密集的项目。这些项目吸收的劳动很少，对就业的帮助不大。一个大型水电站投资几十个亿，就业只有千把人。一条地铁线，每公里投资上亿元，就业只不过一两百人。一架飞机价值上亿，解决的就业也超不过一千人。这些项目每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的资金超过一百万。其他如高速铁路，原子能电站，高速公路等项目都是如此。相反，一些配套资金很低，几千元就能创造一个岗位的服务业却得不到发展。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从2000年到去年的六年中只增长不到半个百分点。而此期间的GDP 增长了78%。

        从国际比较看，就业增长率应该与GDP的增长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2006的平均GDP的年增长率等于就业的增长率，都是3%。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的GDP增长率为10%，而就业的年增长率仅为1%。就业在中国应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因为就业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能够减少社会的矛盾，降低犯罪率。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大问题。然而我们浪费了巨大的资金，光追求项目，忽视了就业。当然，这一趋势不只是利息率低所致，还有官员们追求政绩在起作用。大项目豪华壮丽，有目共睹，而增加就业受惠的是普通贫困家庭，有目也不能睹。

      真实利息率的降低伤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在九十年代居民的财产性收益为GDP的6%以上，现在下降到不足2%。结果是居民不再选择银行做储蓄，而将钱投到股市和房市。其结果是银行存款大幅度减少。这种现象是九十年代到前年为止从未出现过的。在九十年代银行存款的增加超过当年GDP的增加，有几年超过达一倍以上。现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减少。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注意，它可能蕴含着危险。过低的利息率对宏观经济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从GDP的需求方面看，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持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到GDP的41%，在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南韩十一国中，中国是最低的。（美国最高为70%）而GDP中用于政府开支的比例却节节攀升，从1994年以来这个比例已经翻番。但是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务似乎没有加倍。钱多半花在了政府自己的消费上。政府开支更多地侵占了居民的消费。而且税收增加的趋势并没有消减的样子。政府税收无节制地增加逐渐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近几年企业的盈利也猛然增加，这是由于垄断性的国企利润增加，同时亏损的国企绝大多数已经卖掉。国企利润的增加并不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内部使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最近这些垄断性国企上市，以垄断性利润吸引股民，从股市筹钱，造成进一步的扭曲。股民赚取全国人民的垄断利润，是一种合理的财富分配吗？如果取消垄断，利润立刻下降，那时候如何向股民交待？税收增加和国企利润的滞留都是政府权力缺乏节制的表现，和大家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

       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人民币的汇率定得过低，已经是自1997年以来的老问题。那时候一年的外贸盈余已经跃升到400多亿美元。到2005年又跃升到1000多亿美元，去年进一步跃升到1700亿美元。如果从1997年就开始慢慢地让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勉强维持低值的人民币，不得不抛出大量人民币用于购买美元，埋下今天通货膨胀的根子。汇率的扭曲还引起许多贸易争端，伤害了我们的贸易伙伴。我曾经说过，不存在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无论对中国或美国都一样），只存在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现在我们的汇率就是损人损己的。没有果断的调整，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虽然避免了经济的冲击（或者只不过推迟了冲击的来到），但是招引了更多的国际投机者把游资调进中国，使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价攀升都与此有关。

       今年国务院正确地决定要节能减排。可是又不愿意提高能源价格，也没有严格执行排污收费，更谈不上提高企业的排污收费标准。资源和环境的价格低是粗放型国民经济的特点。国务院不想改变价格，只是用行政力量来节能减排，造成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对抗。基层政府在节能减排中走投无路。只好用造假来应付领导。政府和百姓都应该接受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价格不动资源配置也不会动。价格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正确才好。正确的价格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故意压低价格反而对国家，对百姓都不利。

        国民经济的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犹豫不决会使形势失控，汇率调整就是一个例子，举棋不定，错过了最佳时机。我国的决策机制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毛病。一切重大决定都要到最高层去批准。而最高层又不是经济专家，从何判断是非？于是只好让事情拖下去。如果不改变权力和知识的脱离所造成的决策迟缓，经济迟早要出大问题。（本文中的部分数据和观点取自Jahangir Aziz和Steven Dunaway所发表的“China’s Rebalancing Act”. 该文发表于国际货币基金的刊物《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7年九月号。）

高额赔偿把家政业变成了高风险行业

富平家政服务中心  茅于轼

       最近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一个服务员，她所带领的一个两岁孩子意外死亡。法官裁定服务员“不具有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未实施直接伤害行为，也不存在其他恶劣行为”，但要赔偿47万元。这一裁定使得家政公司变成了比开煤矿更危险的行业。

      法官裁定服务员没有重大过失，未实施直接伤害行为等等，是遵照事故发生的经过而做出的判断。换句话讲，服务员的行为不是小孩死亡的原因，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服务员按照常规要求尽了责，但是事故还是发生了。事故完全是偶然的，意外的。不论对服务员给与什么样的处罚，并不能避免以后类似事故的发生。既然如此，法官裁定给如此重的赔款，就失掉了依据。如果加重赔款有助于避免今后类似事故的发生，重罚还有对社会的益处。可是对一件偶然发生，没有直接责任者的事故，重罚就没有必要了。对没有直接的责任的事故判定重罚，违反了法律的基本精神。

      任何行业都存在着想象不到的意外风险。坐飞机可能被摔死，挖煤可能被砸死，最没有危险的家政业也会碰到小孩从沙发上摔到地板上死亡这样的意外。为了处理这样的意外，让受损人得到合理的补偿，需要保险行业发挥作用。保险公司向发生事故有责任的一方，或者虽然没有责任但是被牵扯进来的一方（就像目前富平这个例子）收取保险费，用于发生意外时给受损者合理的补偿。

       保险公司向众多的客户收取保险费，用以支付非常偶然的意外事故损失。他的作用就是分摊风险，使可能涉及到的各方事前付一点小钱，凑起来变成大钱，可以支付意外的损失。使大家在从事业务的时候放心。保险公司通过这种服务赚取利润。可以想象，如果意外发生事故的损失越大，赔偿越高，客户付的保险费也越多。保险公司不会拿自己的钱替客户赔偿，所有赔偿的钱都来自客户。所以客户所付的保险费是正比于赔偿额的。

      现在富平所碰到的这个意外事故，法院判决要我们对两岁孩子的死亡赔偿47万元。按照上面所说的，保险费正比于赔偿额，家政服务员要用她所挣工资的十分之一支付保险费，才够赔偿之用。这样，家政服务业变成了人为的高风险行业。哪个行业也没有要拿工资的十分之一作保险费的。风险大的原因就是赔偿的金额太高。

       大家知道，煤矿工人死亡的赔偿是20万，他要养家活口，一旦死去家庭的损失非常之大。赔偿20万应该说是不够的。一个两岁的小孩却要比矿工死亡的赔偿加倍，显然是超出了合理范围。当然，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怎么赔也不能让人复活。但是就事情的处理而言，总要有一个合理赔偿额。总不能说因为生命无价，所以赔偿也应该无限，越高越合理。赔多少算合理，要从各方面作比较来估计。两岁的孩子显然不能和一个青壮年比。一个青年人万一死亡，他本来能够赚钱的能力被消灭了，损失是很大的。用他死后二三十年内所能挣的钱来计算赔偿额应该说是合理的。而一个两岁小孩，等到能够赚钱还要十几年，并且还要支付巨额的教育费用。怎么能跟青壮年的赔偿相比呢，更何况现在法院判决的赔偿比青壮年的赔偿还要加倍，这就更站不住理了。小孩的赔偿应该从孩子母亲怀胎算起到死亡为止的时间内家庭所受的损失来计算。如果每个月损失5000元，赔偿总数不过17万，和47万相差两倍多。更由于服务员并没有直接责任，赔偿不应该完全由一方面承担。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无责任的赔偿是由相关双方分担。

      赔偿额按照未来所能挣的钱来计算是全世界通行的办法。比如美国911的死亡赔款就是这样算的。法国协和号空难的死亡赔偿也是这样算的。职务不同，工资不同，赔偿额也是不同的。工资高的赔偿多；年纪轻的赔偿多。严格讲，同样的生命，价值不同是很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同样的劳动，同样的时间或生命的消耗，有的人挣钱多，有的人挣钱少。现在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合理的办法，或者说，别的办法毛病更大。所以我们也只能按照现在相对比较合理的原则行事。两岁的孩子的赔偿不应该高于一个青壮年的赔偿。

      我们也可以从航空人身意外险的赔偿作比较。原来买一张保险单，花20元，如果发生意外死亡，保险公司赔20万元。最近因为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赔付额提高了一倍，为40万元。也比法院判决的47万少。更何况航空意外事故牵涉到的人大部分是政府官员或业务经理，其重要性远比一个两岁儿童高。从被大家承认的航空意外险来看，判赔47万元也是偏高的。如果空难赔偿不是一个固定的数，而是由法官判定，而且又判得这么高，没有哪家保险公司敢于承接空难保险。

      虽然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旨在帮助贫困地区的妇女来京就业，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拒绝赔偿。和事情有牵连的是一位来自甘肃边远地区的贫困农民。她完全没有赔偿能力。因为出了事，她的精神受到极大压力，一度想要自杀。我们请了四位服务员昼夜看护她，请了心理医生给她安慰。法院判决的赔偿她是无力承担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赔偿责任全部揽给我们自己。让这位服务员完全解脱出来。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声称因为我们是公益组织就拒绝赔偿。相反，我们认为用钱安慰失去孩子的父母是应该的，也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实际的办法（我们在出事后用各种方法去安慰了这对夫妇）。问题只是在赔偿额度的是否合理。我们不希望有人借机敲一笔，声称要赔100万，后来又上升到150万元。一个和谐社会不是单方面让步所能够实现的。

     我们也曾经考虑过破产。许多朋友都劝我们宣告破产。一个注册资金3万元的机构，要赔47万，宣布破产是很合理的。这样的话，对方顶多只能拿到十几万元，包括账上的节余，办公用品的拍卖所得。但是破产的后果对许多方面都不利。且不论对方大大地减少了赔偿所得，而且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近百名职工要失业，在京就业的家政服务员再也没有人保护她们的权益，以后应该来京就业的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的就业机会也就没有了。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公益组织，想问题不能光想着自己，要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所以经过反复考虑，我们决定接受法院的判决。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无力支付的部分由我们股东出钱，以避免破产。但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法院判决过分地不合理，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那么破产就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赔偿额要合理的原因。

茅于轼炮轰经济适用房

“住房不公平很难改变”，“经济适用房这条路走错了”，在上周末某基金募捐会上，面对上百位房地产开发商，茅于轼发表了他关于中国房地产的几个“比较有把握的观点”。

最好的房子住的人最少，最差的房子住的人最多，茅于轼认为，住房不公平现象是人类社会不公平的集中表现，中外古今任何社会没有例外，而且没有可能在未来三五十年里改变。现在关于房地产的争论，背后都隐含着对于公平的要求，公平只能慢慢做到一些，完全平等不太有希望，因此，茅于轼主张，给予住房最困难的人一些帮助。

茅于轼认为廉租房可以解决住房权，而经济适用房这条路是错误的。因为，经济适用房是照顾中低收入人购买的，但实际上低收入人买不起房，因此所谓的经济适用房照顾了中高收入人，而且是收入比较高的人。茅于轼反问，如果买不起房就先租房住，为什么要买房呢？为什么还要政府帮助他置业呢？政府有什么义务、拿什么东西来帮他置业呢？说白了，经济适用房就是政府拿大家缴的税收来帮助中高收入人置业！这个没有道理。（中华工商时报）

不赞成搞经济适用房

"两年前我就不赞成搞经济适用房，现在我依然认为这个政策要停下来。"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今天在北京表示。

茅于轼认为，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政策为贪污腐化创造了机会。

"我国有限的资源应该首先照顾最贫困的人，而不是帮助次贫困的人。保护公民的居住权，居住权不是买房子的权利而是有地方住。" 茅于轼说，"现在应该大力发展廉租房。"

茅于轼同时指出，各个国家都发展廉租房，也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犯罪率居高不下。所以廉租房的管理要效仿大学宿舍的管理。

"十几二十年后，等到我们的经济水平有了进一部的发展，那个时候再推出经济适用房是比较合适的时机。"茅于轼表示。（网易财经 盛岚）

来源: 南方周末

支持。关键是非政府组织侵犯了政府的权力，政府舍不得放权”
南方周末：现在富平家政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茅于轼：还是招生问题，我们招不够人。我们的学校现在可以同时容纳500人，但是平时接受培训的学生只有一二百人。原因很多，我们与地方政府合作，但是政府任务很多，无法只抓一件事。我下一步的设想是发展民营组织来办这个事。这中间一个最大的障碍是政府不肯放权给民营机构，不愿意民间组织发展，这是最糟糕的。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政府下面的机构来操作呢？民办机构可以很专心，组织得很好，而且它自己也可以赚到钱。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由民间组织做。政府应该发动民间的组织来做，政府来监督它们，老百姓也可以监督它们。扶贫、救济的工作都应该让民间组织来做，这是我一直的主张。

现在政府也鼓励民间捐款，但是捐了款必须由政府来做，对NGO(非政府组织)不支持。我们现在申请富平基金会，政府不批，给我们出难题，我们达到了要求，还是不批。关键是NGO侵犯了政府的权力，政府舍不得放权。

美国连监狱都是由民间组织来管，现在有三十多个州都是这样。犯人的吃、穿、住、教育都交给NGO。政府成本费用降低了，犯人还满意。这是多好的事。

南方周末：你认为像富平这样的NGO生存和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机制？

茅于轼：首先，政府有些权一定要放。管监狱的权可以以后再说，但是慈善权一定要放。NGO可以比政府做得好，因为NGO接受监督。政府的特点是有强制力，所以它应该只做那些需要发挥强制力的事情，比如说强制你不能破坏环境，不能把质量不合格的食品卖给老百姓，但是慈善、教育、文化是不需要强制的，它们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现在很多民间机构无法在民政注册，只能在工商注册，工商注册就要交税。在国外，在工商注册的民间组织是不能获得捐款的，因为人家认为你是以营利为目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就是工商注册，但是我们就是非营利机构，创办人从来不分红。我这么多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过。

南方周末：你在1992年就在山西创办了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也曾经历波折，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茅于轼：现在还在做，而且有所扩大，已经达到一千多万的(放贷)规模，我们准备把它继续做大。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不给我们注册。

我们开始是一个慈善性的小额贷款，主要贷款给看病、上学的农民。看病有最高优先权，但是这个模式很难推广。到了2002年，我们把它从原来的慈善性改变成商业性，并且提高了利率，现在已经能够独立运转、自负盈亏。去年我们在山西那个点的小额贷款已经赚了2万元，目前130万中有90多万是存款，其余是我自己投的钱以及大家捐的钱。目前这个小额贷款虽然是商业运作，但还是非营利性质，也就是股东不分红，不以赚钱为目的。

如果这样能做成的话，那么就会有许多私人资本去农村做小额贷款，而实际上农民得到的服务是一样的，不在乎你是慈善还是商业。

我们国家游资非常多，流动性过剩，拿来做这个多好。现在这些机构按国家规定只能贷不能存，我们是全国惟一一个又存又贷的小额贷款，按严格讲这叫非法集资，是要坐牢的。我是个改革派，我认为中国从30年前走到今天就是把一个又一个不合理的法规给取消了，宪法都改了好几次。现在让我坐牢，那是法律不对，应该改法律。

当地政府对我们的项目很支持。银监会的一位副主席去我们项目考察，还亲自捐了1500块钱。他们一直想改变他们的管理办法。在中国，小额贷款肯定能做成，人家尤努斯都做成了，我们为什么做不成？中国比孟加拉富多了吧。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金融的垄断还没有打破，这需要时间。尤努斯也不容易，也是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了许多年才谈成的。

如果放开对金融的管制，我相信全国会有好几万个小额贷款项目，政府可能会很难监管。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把现在的小额贷款项目发展成为监管公司，帮助政府监管。经过审检的好的小额贷款项目可以向国有银行申请批发贷款，这样既不会与国有银行争夺存款，又能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至于大家担心的“卷包跑”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来规避风险，前几年不允许吸收存款，过几年或者十年再慢慢放开，总会逐渐完善起来。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由民间组织做。政府应该发动民间的组织来做，政府来监督它们，老百姓也可以监督它们。扶贫、救济的工作都应该让民间组织来做，这是我一直的主张。

现在政府也鼓励民间捐款，但是捐了款必须由政府来做，对NGO(非政府组织)不支持。我们现在申请富平基金会，政府不批，给我们出难题，我们达到了要求，还是不批。关键是NGO侵犯了政府的权力，政府舍不得放权。

美国连监狱都是由民间组织来管，现在有三十多个州都是这样。犯人的吃、穿、住、教育都交给NGO。政府成本费用降低了，犯人还满意。这是多好的事。

南方周末：你认为像富平这样的NGO生存和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机制？

茅于轼：首先，政府有些权一定要放。管监狱的权可以以后再说，但是慈善权一定要放。NGO可以比政府做得好，因为NGO接受监督。政府的特点是有强制力，所以它应该只做那些需要发挥强制力的事情，比如说强制你不能破坏环境，不能把质量不合格的食品卖给老百姓，但是慈善、教育、文化是不需要强制的，它们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现在很多民间机构无法在民政注册，只能在工商注册，工商注册就要交税。在国外，在工商注册的民间组织是不能获得捐款的，因为人家认为你是以营利为目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就是工商注册，但是我们就是非营利机构，创办人从来不分红。我这么多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过。

南方周末：你在1992年就在山西创办了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也曾经历波折，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茅于轼：现在还在做，而且有所扩大，已经达到一千多万的(放贷)规模，我们准备把它继续做大。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不给我们注册。

我们开始是一个慈善性的小额贷款，主要贷款给看病、上学的农民。看病有最高优先权，但是这个模式很难推广。到了2002年，我们把它从原来的慈善性改变成商业性，并且提高了利率，现在已经能够独立运转、自负盈亏。去年我们在山西那个点的小额贷款已经赚了2万元，目前130万中有90多万是存款，其余是我自己投的钱以及大家捐的钱。目前这个小额贷款虽然是商业运作，但还是非营利性质，也就是股东不分红，不以赚钱为目的。

如果这样能做成的话，那么就会有许多私人资本去农村做小额贷款，而实际上农民得到的服务是一样的，不在乎你是慈善还是商业。

我们国家游资非常多，流动性过剩，拿来做这个多好。现在这些机构按国家规定只能贷不能存，我们是全国惟一一个又存又贷的小额贷款，按严格讲这叫非法集资，是要坐牢的。我是个改革派，我认为中国从30年前走到今天就是把一个又一个不合理的法规给取消了，宪法都改了好几次。现在让我坐牢，那是法律不对，应该改法律。

当地政府对我们的项目很支持。银监会的一位副主席去我们项目考察，还亲自捐了1500块钱。他们一直想改变他们的管理办法。在中国，小额贷款肯定能做成，人家尤努斯都做成了，我们为什么做不成？中国比孟加拉富多了吧。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金融的垄断还没有打破，这需要时间。尤努斯也不容易，也是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了许多年才谈成的。

如果放开对金融的管制，我相信全国会有好几万个小额贷款项目，政府可能会很难监管。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把现在的小额贷款项目发展成为监管公司，帮助政府监管。经过审检的好的小额贷款项目可以向国有银行申请批发贷款，这样既不会与国有银行争夺存款，又能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至于大家担心的“卷包跑”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来规避风险，前几年不允许吸收存款，过几年或者十年再慢慢放开，总会逐渐完善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上诉？

      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经理       陈祖培

    今年二月，经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介绍的一名家政服务员在雇主家中工作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由这位家政服务员看护的两岁孩子中午吃完饭后发生了呕吐，服务员把孩子放到沙发上后，为清理现场，去别的房间洗脏了的拖把。再要出来时，听到响声，过来一看，孩子倒在地上，头部受伤。与家长打完电话同时请求邻居的帮助后，服务员把孩子赶紧送到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次日不治身亡。事后，雇主起诉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今年9月份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赔款55万余元。

  这一不幸事情出现后，我们都感到很难过，对孩子父母的悲痛心情也十分理解。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是一家非营利的公益性家政服务机构。作为一个帮助农民工就业并尽力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公益性组织，事故出来后我们并没有撒手不管。我们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经反复计算、尽力挖潜，我们也同意代出事的家政服务员筹措最高十九万元的补偿金。但对如此的重判，说实在的，我们与富平家政中心以及关心、爱护我们的社会各届人士都感到十分意外。

判决出来后,很多好心的朋友根据以往的经验,劝我们不要上诉。经反复考虑，我们认为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这场官司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一判例，对此种意外事件的处理确立了一个法律上的案例，很可能对家政行业的发展、对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甚至对整个就业市场都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有必要提请有关司法部门对此案引起重视。我们一定要上诉。同样地, 这件事经媒体曝光后, 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辩论, 其中有很多误解,我们认为也应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供大家讨论。

 从公安局的判断到各方面的分析都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故。意外就意味着出现的概率很小。孩子从不高的沙发上摔下来死亡的可能性很小。要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如此不巧不幸地凑在一起，事故才会发生。意外还意味着防不胜防。作为一个带孩子的服务员，不可能24小时一刻不离地盯住孩子。要为孩子做饭，要按客户要求干其他家务。把孩子放在不高的沙发上，去洗因擦呕吐物而弄脏的拖把，其行为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服务员有过失。父母照料自己孩子，也会放在沙发上去料理其他家务。就是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自己带孩子也不能完全保证不出类似的事故。家政服务员行为本身不存在着违法性。孩子摔倒与家政服务员的行为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与人为造成的恶性事故不同，通过这样的判决，达不到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目的。

因此，对这类意外事故的处理要十分谨慎。

  首先，一个意外事故由一个没有违法错误的家政服务员承担如此重大的全部责任，除了对这个家政服务员不公平外，对已经供不应求的家政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据统计，全国进城当家政服务员的农民工数字高达1500万人，占1.5亿农民工的十分之一。这一判决使家政服务员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而意外事件就意味着她们并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减少自己的风险。因为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这种意外的风险。这一判例导致的后果是没人愿意再干、也没有人敢干家政服务员，特别是不干看护小孩子与老人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失去上千万人的就业市场。

  再者，从实践看，会出现意外的不仅是被看护的老人和孩子，同样地，家政服务员在雇主家里也会出现意外。按照这一判例的逻辑，雇主对家政服务员出现的任何意外也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也要对家政服务员因任何意外原因导致的伤亡承担全部责任，并给予巨额赔偿。以一家四口人计，全国至少有6000万人的家庭雇佣家政服务员，这一判例同样地也使这6000万人处于极大的责任风险之中。

这个事故遭到如此重判的另一个原因是一审法官认为家政服务员是富平家政中心的正式员工，因此，富平中心就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错误。家政这个行业与其它的行业不同，家政服务员一旦介绍出去后，24小时都在雇主家工作与居住，家政公司对介绍出去的服务员的情况很难控制。我们认为不适用采取一般的公司员工制的方式。我们定位是一家居间中介公司。我们与家政服务员、与雇主的合同上也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居间合同。北京市家政协会、政府的劳动部门也都认定富平是一中介服务公司。中介公司只收很少的一些中介费, 不能承担它所介绍出去的人的所有责任。就如同同样从事中介服务的婚姻介绍所不能保证两口子一辈子白头偕老，而职业介绍所也不应该因它所介绍出去的人出意外甚至犯罪而承担所有责任一样。

在这一判例中，富平家政中心不被认定为一个中介公司的主要根据是雇主将家政服务员的工资存入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控制的账户，从而断定富平给服务员发工资。我们认为这样认定是错误的。事情是这样的，工资保障一直是外来务工人员最为关心的问题。从2005年温总理亲自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就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在家政服务领域，一般的方式是由客户直接把工资发给服务员。雇主可能因为对服务员某些服务不满意而自行扣除其部分工资，而大多数服务员并不具备自我维权的意识和谈判能力，不时地发生工资纠纷。富平工作人员了解了问题所在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从 2003年初开始，富平推出了通过银行代收代支工资的服务。即服务员的工资发放不与用户见面，而是由学校统一办理工资卡，服务中心把所有家政人员名单和每月工资数额提供给银行。如果客户没有按时付账，富平工作人员将根据银行的转账记录帮助进行催款。服务员的工资是服务员和雇主商定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一分不扣。通过银行代收代发服务员工资的做法，极大地减少了客户与服务员之间的经济纠纷。在此制度实施前，每月有6%~10%的服务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投诉率比较高。通过银行代收代发后，服务员按时、足额领到工资率达到100%。我们认为，这一改进有利于保护农民工的权益，但不应该被理解成我们给服务员发工资并由此推断家政服务员为富平的员工。

有人说，富平家政中心向客户每月收 50元的费用，因此不能认同于一个中介公司。这也是一个误会。由于家政服务员大多来自偏远贫困地区，分散在千家万户，在客户家遇到困难得不到帮助，客户有时遇到服务员的一些问题也不好沟通。针对这种情况，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建立了督导制度，每个督导老师负责60个由我们介绍出去的服务员，每月到客户家家访一次。一旦客户有特别需求，督导老师要保证24小时内到客户家处理问题。

面对她们熟悉的督导老师，家政服务员敞开了心扉，及时反应服务中的困惑，同时客户对服务员出现的问题也及时获得调解。定期督导制度确立起了客户、服务员与家政公司三方之间的沟通渠道，保证了客户得到更好的服务。在此制度设立之前，每月服务员投诉率约10％，客户投诉率约15％。设立督导制度后，服务员、客户每月投诉率大幅度降低，均仅达5‰左右。另一方面，督导制度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服务员解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各种困难，确保服务员在客户家得到合理的待遇，能够安心、稳定地工作。督导制度是中介服务的继续，是对家政服务员和雇主履行家政服务协议情况的监督。此制度设立前，她们在客户家工作时间一般在5~8个月之间，督导制定设立后，大部分服务员都能稳定工作1年以上。当然这一制度的建立也需要成本。与其它的服务一道，富平对客户每月收50元的服务费。

   家政服务业是一个巨大的行业，但又是一个发展很不成熟的行业，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判例给家政行业送出了很不好的信息。只有对服务员什么都不管，才是最保险的。任何的改进、任何的创新，反而成为被惩罚的理由。对意外事故的如此重判，任何家政公司也承担不了，只能简单地破产了事。这一来家政公司不能做大，也不能做好。因为随时要做好破产清算的准备，只有小公司，低资本金的公司损失才最小。现实情况是，经过了多年的不规范发展后，家政服务业正在向正规化，规范化推进。正在逐步整合。而这一判例会使这一健康趋势付之东流，将会把家政行业逼回到一张桌子两部电话，三五个人一个公司的原始状态中。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一判例给出的信息是，如果以中介为主的家政公司都要为家政服务员承担如此大的责任，同样的逻辑，对所有的中介服务公司只要是他们介绍出去的人出了意外，不管是死、伤、致残等都要由公司负责。试想有谁还敢开中介公司，这一判例对家政服务业，对不断扩大的职业介绍行业，对整个中介服务业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对于意外事故的发生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解决，确实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都是通过人身意外险来解决的。事实上，在北京市家政协会以及劳动部门的推动下，北京已陆续推出家政服务员意外伤害险和家政服务员意外医疗险、家政关爱保险等。但是保险的推广存在较大问题。一方面，这些险种的设计未完全覆盖家政服务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保险该由谁来买单，仍未解决。因此，导致参保人员较少，保险费用高，而赔付额度低。目前，家政服务员和客户的意外保险的保额都仅在五万元左右，无法达到抵御风险的需求。我们也给我们的家政服务员上了五万元的人身意外险。但是一个关心富平的朋友跟我们算过一笔账。根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人身意外险种，一个人如每年交42元，可获得1万元的赔付。这也就是说，要获得这53万元的赔偿，每年就要交2230元左右的保费。对于每月工资600—700元的家政市场来说，就意味着雇家政服务员的成本就要提高20%—30%。这还是死亡赔偿，如致残、甚至成为植物人，赔偿额更是天文数字，谁又能来承担这些保险的成本呢？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让服务员和服务中介单位承担如此重的赔偿责任，对一个意外事故判如此的高额赔偿金，就把通过保险来化解风险的途经给堵死了，把可能有解的问题，变得无解了。

   因此，为了1500万家政服务员以及所有雇了家政服务员的1500万城市家庭，为了全国十几万家家政服务公司，也为了我们中介服务业以及整个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我们觉得有必要提请司法机关关注这一案例的合理、公正判决，关注这一判决对整个家政市场以至整个就业市场的影响。我们都不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但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性，法律处理结果应当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相信经过多个司法部门的甄别，事情一定能够得到妥善地处理。

同时，我们强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重视这一个容纳了1500万农民工的大行业，重视这涉及到从家政服务员到雇主的上亿人的行业的健康发展。要尽早地出台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家政行业市场。当务之急是建立强制性的家政服务员的医疗保险，以及人身意外保险制度。同时规范家政服务员的培训与资质认定。有条件的地方应对家政服务员的培训给予一定的补贴。使家政服务这个行业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

作为长期工作在帮助农民工进城，维护农民工权益第一线的富平家政工作人员来说，我们为在短短的几年内解决了上万贫困家庭进城就业问题，为我们能不断创造出来的新的模式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如此多的困难，遭到如此多的非议也不时地产生一种挫折感，无力感。但是，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了社会上绝大部分人的同情与支持，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难关。在茅老不屈不挠地“为穷人办事”精神感召下，在社会各界朋友的支持下，我们相信一定能再闯过这一关。

         《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序言

                                   茅于轼 

  段绍译既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位理论家。他学以致用，从经济学得到启发，在致富上取得成功。这本讨论“普通百姓如何致富”的书，从财富如何创造的理论，谈到如何投资，如何理财，如何注意细节，如何规避风险。其中的观点对政府制定政策，对企业科学决策，对个人投资理财都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他个人的很多经验和书中的很多案例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我衷心希望他书中的观点能够广为传播，帮助更多的人致富。

   段绍译原来是学会计的，199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营企业当过会计师、总经理助理和法律顾问，后来又作娄底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1998年开始自己办企业，并很快取得成功。企业能够创造财富，这一点他做到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创造财富对社会的贡献十分有限，不如帮助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他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怎样创造财富的。

   段绍译把他所学到的经济学，结合自己办企业的经验，通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逐渐发现了个人致富的道路。于是就有了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这本书的内容是经济学理论和个人致富实践的比较完美的结合。

   现在国内经济学方面的书不少，关于个人理财的书更多。但是“经济学”和“个人理财”结合得这么好的书很少。段绍译的这本书是别开生面的一本，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事实上社会上对这样的好书需求很旺，前几年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叫《富爸爸，穷爸爸》就很受欢迎，据说已在全球畅销了1300万册。但那是一本翻译过来的书，不是很适合中国国情，现在中国人自己写了这么一本好书，我想一定是更受欢迎了。

   段绍译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眼光跟我们单纯经济学家的眼光不同。他能够看到的赚钱机会我们未必能够看到，他能够想到的点子我们也未必想得到。这些聪明才智当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是不断思考，实践，甚至也包括失败，通过多年的积累才会有的。看了这本书能不能发财致富，当然还要看自己的努力。

   什么是个人致富之路呢？看了这本书就明白了。如果让我来归纳，可以简述如下：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然而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优势劣势是通过和他人比较出来的。不知道他人，不和他人作比较，就不可能搞清楚自己的优势劣势何在。这个“他人”是社会上想做和自己一样的事的人群。优势劣势是指在做这些事中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所以还需要知道市场的需求是什么。段绍译在书中强调企业家要善于发现需求，可见这并不容易。优势往往和自己的爱好有关，喜欢做的事容易发挥出优势来，而勉强做的事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劣势。但是有比较才知道优势和劣势，这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许多青年人都喜欢唱歌，但是能不能变成歌星，可要通过不断学习和不断比较才能判别。

   其次，不要过早忙于赚钱，要有长远打算。尤其是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只要生活上能够过得去，就不要先瞄准着赚钱，而是要先找一个好行业，好企业，好领导，学习好作风，培养好习惯。这些品质足够受用一辈子。但是对一个出身贫困，迫于生计的青年人，因为没有任何储备，在进入社会时就不得不接受任何一个能够谋生的位置。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目标搞错了。因为在这个时候赚钱是第二重要的，先学习真本事才是最重要的。许多成功的大企业家，在刚进入社会时都经历过艰苦的初创期。他们被人看不起，做着报酬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他们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永远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学习，适应，进步，积累，最后取得成功。

   第三，要尊重他人，尤其是对比自己职位低的，收入少的，辈分低的人。尊重他人自己不会损失什么，反而能够得到他人更多的尊重，使自己的生活更愉快。自己希望被别人尊重，这并不奇怪，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尊重，所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就需要自己去尊重别人。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点。尊重别人就必须设身处地，比如自己赚钱的时候也要让别人赚钱。在和别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有时不妨让自己少赚一点（当然不要赔钱），不要斤斤计较，得寸进尺。使别人感觉自己是一个可交之人，以后的赚钱机会自然就更多了。

   第四，要不断积累个人信用记录。商业活动中信用最可贵，也最值钱。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信用普遍比较低的时候，讲信用的人少，个人信用就更可贵了。有了信用赚钱就不在话下。段绍译在书中介绍了几个故事，讲的就是怎样建立信用，然后通过资金的运作很容易地赚到了钱。相反，如果一个人没了信用，就会寸步难行，到处碰壁。不要说致富，就连谋生都会有困难。

   第五，思想要灵活，不要认死一个目标。商业机会永远存在，关键在发现。正如书中所说：“世界上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们往往羡慕某某人抓住了一个商业机会而发了财，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抓住，机不待人，时不再来，后悔莫及。其实机会每天都在出现，关键在及时捕捉。而且今天的机会不等于明天的机会。今天买股票能赚钱，不等于明天还能赚。过去买房子赚钱，不等于今后还能赚。赚钱没有一定之规，不要认死理。

   第六，要有风险意识，但也要有一点冒险精神。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风险无处不在，所以要学会控制风险。如果风险被控制了，就等于没有风险。但是，市场的风险是不可以“投保”的，如果老是担心风险而患得患失，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正如段绍译所说的——“一点风险都不冒就是最大的风险之一”。

   最后，这是我的信仰，赚钱要服从于快乐。不快乐的钱不值得去赚。赚钱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快乐。当然赚钱有助于快乐，所以我们提倡赚钱。但是并不是每一笔钱都能带来快乐，所以要特别注意。追求快乐是自己的目标，但是要知道别人也在追求快乐。所以在自己得到快乐的同时也要让别人得到快乐。最犯忌的是用使别人痛苦的办法追求自己的快乐，或曰“损人利己”，做假冒伪劣就是一例。说话挖苦别人，从中自我欣赏，也是一例。让别人快乐和让自己快乐，要放在同样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人道德的标志，也是人生的目标。财富的增加表现为GDP的上升，或全社会的财富的极大化。我们更应该追求全社会快乐的极大化。它的办法就是：自己快乐，也给人快乐。

   《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中国版的富爸爸”已于11月10日在北京上市了，以后将会陆续在各地新华书店上.该书的很多观点与美国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的精华部分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富爸爸，穷爸爸》更适合中国国情，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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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妄之灾

                                        富平发展学院理事长 茅于轼

 2001年的年底，由汤敏发起，我们五个人出资三十多万元，创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帮助贫困地区的妇女来京就业。次年初就招生开学。同时我们又投资三万元创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负责毕业学员的工作分配和上岗后她们的权益保护。五年来一共培训了一万多名妇女，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有了工作。现在她们的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一千元。如果这一万人都继续在工作，一年创造的GDP将超过一亿元，为政府创造税收约两千万元。她们的辛勤劳动解除了许多北京家庭的后顾之忧。这是一个由私人创业，多方面造福社会的活动。

家政服务中心保证上岗就业，还为她们维权，处理与客户的纠纷。我们创办人还募款近十万元，建立急救基金，帮助服务员发生意外困难时急救之用。每到周末还组织服务员到故宫，颐和园等地游玩，组织免费的电脑培训，请专家讲授各种知识。富平家政中心已经成为富平服务员之家，深得大家的信任和喜爱。几年来虽然我们没有从中得到分文收入，但是不惜继续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多次到贫困地区招生，在萨斯病疫期间学校亏损几乎倒闭。我们以百折不饶的精神克服了办学中的重重困难，换来了贫困同胞的快乐。如果没有富平家政中心的服务，农村妇女来到北京，举目无亲，信息不通，就业将非常困难，更谈不上上岗后的权益保护了。

不幸的是今年春节前几天，我们的一位服务员看护的两岁孩子从客厅里的沙发上掉到地板上，头部受伤，到医院急救，次日不幸身亡。先是孩子呕吐，服务员为她换衣服，并去洗手间拿墩布。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发生了孩子摔倒的事故。在客户自己家的客厅里发生这样的事，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意外，或者说不是责任事故。即使服务员在场也未必能够防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一切努力，安慰孩子的父母，送他们去乡下散心，替他们另外租房子以免触景生情。对出事的服务员，也尽量保护。因为她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自己又完全没有能力承担责任，只好以命抵命，想要自杀。我们派了两个人昼夜看护，还请了心理医生为她做心理治疗。后来让她的父亲把她安全接回了家。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她的一切后果完全由我们来承担。

争端就此发生了。客户知道服务员很穷，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就对我们提出了赔款要求。先要求我们赔款100万，后来又说要150万。最后把我们告上了法院，要求赔款50多万元。在法院调解时又降低到40多万元。但是我们认为数额太高难以接受。一个成年的劳动者死亡也不过赔款二三十万元。而且事情并不是我方的责任，至少不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客户家里在孩子活动的地方没有地毯，家具陈列不安全，也有部分责任。调解不成，只好由法官裁判。没想到的是法官居然判我们赔款53万元，超出了对方调解时要求的数字。对一个没有责任的“错过”作出这样严厉的惩罚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惩罚的意义在于防止今后。给我们这样严厉的惩罚难道能够防止类似意外事故的发生吗？

如果我们有赔款能力，多赔一些也未尝不可，因为安慰孩子的父母也是应该的。问题在富平家政是以扶贫为目的的机构，创办人不但从来不分红，还不断自己掏钱经济贫困。我们除了周转资金根本没有积累。碰到这样的无妄之灾，我们心急万分。一个注册资金仅仅三万元的小机构怎么赔得起55万元。如果我们把富平家政关门，以后穷困地区的妇女怎么就业？他们去找谁能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

家政服务业是低收入群众的一个主要就业途径。北京有约三十万在此行业里就业的农村妇女，有近两千家家政服务公司。几十万个在岗工作人员，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生各种意外。如果都要承担这样沉重的意外罚款，绝大部分家政服务公司都只好关门。这对低收入群众的就业是极为不利的。北京的家庭想找保姆也会非常困难。

过去我写过一篇题目是“对法官的无奈”的文章，说的是别人的事。这次的无奈轮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了。我最烦心的是这53万块钱从哪儿去弄，弄不到的话如何应付法院的判决。如果停办我们在农村做的招生宣传如何交待，我们在册的几千名家政府务员有谁来保护她们的权益，中心和学校的上百名员工立刻面临失业。一项有益于社会各方面的好事做成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事。

                                                          让政治远离市场

                                                                  -----再谈抵制日货-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我主张对日本军国主义要持批判态度,但是我不赞成抵制日货.进而提出更一般的原则,就是政治远离市场,保证市场能够不偏不倚地按照自己的规则运作.拿钱就能够买到东西, 不会碰到因为不喜欢我们而拒绝交易,尤其是像石油,粮食等关系重大的商品,政治必须远离市场,保障市场的安全.

  我们对于市场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对于天天要依靠的买卖,视若无睹.以为市场交换的作业可以随便变更,用别的规则来替代.这是很危险的想法.抵制日货如果这是个人的选择,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变成国家的政策,这就非常危险.因为把市场的基本规则破坏了.

我们都很担心中国的石油安全.这份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的石油消费中有40%依靠进口.万一进口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不出半个月汽车就会开不动,飞机就得停飞.而石油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够出口石油的,它跟粮食不同.粮食到处都能生产,竞争很充分.特别是多数石油输出国国内政治不稳定,容易发生动乱,很可能会影响石油生产.这正是为什么美国那么关心中东局势,常年派航空母舰在中东的缘故.中东的秩序稳定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一切石油进口国的利益所在.其中包括中国,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所以维护中东的秩序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万一石油市场被破坏,各国获得石油的最可能的办法就是打仗.到那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市场规则的不容动摇.

 各国政府都在关心石油市场的可靠性.但是采用的方法未必正确.采用交朋友的办法是一条歧路.且不说做买卖要分敌友,把敌人排斥在外,谁也不会甘心被排斥的地位,这本身就是走向不稳定的道路,更何况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交朋友未必是可靠的.正真可靠的是市场本身.石油进口国固然须臾离不开石油,石油出口国也一样.他们的市场供应和政府支出全要靠石油出口.他们的粮食靠用卖石油的钱从国外进口,政府官员的工资靠卖石油的钱来支付.如果石油出口中断,马上天下大乱.所以建立在供需双方互相需要基础上的市场是很可靠的.问题恰恰出在政治介入市场,搞得市场不稳定.所以说要政治远离市场.

 有人说这个主意太理想主义,事实上政治和市场是分不开的.的确,政治常常介入市场,二者不大可分.问题在于怎样介入.是分离市场,还是保护市场.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应该明白,介入市场的目的是保护市场,而不是交朋友,树敌人,破坏市场.要把市场规则视为至高无上,谁也不容破坏它.政治家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任务繁重.为什么把市场规则看得这么高?因为舍此之外别无他法.世界资源在市场上分配,用不着打仗.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试看中国,美国,日本等等都在争夺有限的世界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市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这就是市场规则.有了市场规则根本不可能打起仗来.相反,石油市场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避免了浪费.市场功莫大焉.

 这里讲的是石油市场,其实所有的市场都一样.最近国内对外资并购国企的争议很大.除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性质不同不在此讨论外,光讲企业并购,如果没有政治因素掺杂进来,外资并购和内资并购都能够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对企业是有好处的.以我之见,市场是永存的,政治天天都在变.过去的五十年中,世界政治经历了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反恐战争升级,亚洲经济崛起等大的变化,但是市场不但没变,而且更渗透到各个角落,覆盖得更广了.再往前看,这个趋势不大会改变.希望我们的政治家和老百姓都能思考市场和政治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它们.

                          社会贴现率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贴现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率。当商业银行用此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贴现时称为再贴现。再贴现所用的利率或再贴现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公布。再贴现率的高低可以调剂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而且银行执行的各种长短期借贷款的利率都要参考贴现率。因此，贴现率成为计算通行利率的一般标准。



 经济学家将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经济学中贴现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场上对货币的供需形势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并无所谓好坏。



但是社会学家却从贴现率中发掘出更多的意义。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损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将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贴现率的概念推广到一般社会活动，可以得出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贴现率概念,它表明人们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有多重视。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变得鼠目寸光。商业上的毁约，政治上的失信，对设备保养掉以轻心，对环境破坏无动于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会贴现率高所表现的心态。所以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与人的联系减弱，机会主义的泛滥。



 社会贴现率既然如此重要，我们有办法测定它吗？经济贴现率是可以观察的，然而社会贴现率却无从观察，而它又确实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未能提出一个客观的测定办法，却了解了社会贴现率依赖于哪些因素而变动。



首先它依赖于经济贴现率，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高通胀导致高贴现率，从而会导致高的社会贴现率。经济学家常将通货膨胀仅看成是货币现象，而不重视它的社会后果。高通胀是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原因之一，它造成人们恍恍惚惚，暴躁不安。即使人生活在富有诗意的田园景色中，一想到笼罩着一切的高通胀，就会感到担忧。其次社会的安定，特别是政治安定对社会贴现率有重大影响。极而言之，在一个战争环境中，人们生死未卜，与处于安定环境的人相比，肯定会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同样的理由，人的平均寿命会影响社会贴现率；平均寿命越高，社会贴现率越低。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职业保障程度，都会对社会贴现率产生影响。甚至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人与人互相信赖的程度，社会的道德风尚都会反映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社会贴现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评价中应该注意到政策对社会贴现率的正负影响。有的政策虽能获益于一时，却会损害社会贴现率。这种政策是否值得肯定就应慎重对待。可惜至今我们未能提出一套定量的分析方法来对社会贴现率做客观的评值。



                          缩贫富差距 除楼市泡沫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房地产泡沫是全国性的，它是由于高储蓄率、投资渠道不畅和收入分配不平均三大原因造成的，而只有纠正贫富差距才是最安全的解决办法。

房地产业有没有泡沫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题目。大多数经济学家、金融界人士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我国大中城市的房地产已经出现了泡沫。是否存在泡沫有多种判断角度，最主要的判断是空房比例是否太高。只要卖出去的房子都住吁人，都在使用吁，不论房地产的价格有多高，都不可能有泡沫。相反，如果有很大一部分房子空置吁，不论价格有多低，泡沫也还存在。光看价格是看不出泡沫的，因为泡沫是指表面繁荣导致价格上升，但实际的需求很低，产品积压得很多，一旦积压的产品卖不出去，供应方迫于付息的压力，不得不降低价格出售，虚假的繁荣被揭穿，价格猛然下跌，就是泡沫破裂。所以，判断是否存在泡沫的有效办法就是调查空房率。注意，空房率不单指待销售率，而是包括已经卖出去但没有投入使用的房子。

就房地产业而言，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成本推动了价格上升，而是买房子的人愿意花钱买房，哪怕价钱高一些。由于买方愿意出高价，供应方才敢于高抬房价扩大利润，或者修高成本的房子。所以，我认为分析的重点应该放在买方何以大量买房这一方面。

                                                                 买房投机导致泡沫

买方踊跃购房的表面原因，是估计房地产价格会上升，所以买卖房子投机，哪怕自己并不使用，放在那儿等涨价。但是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根本原因是百姓储蓄的钱缺乏别的投资渠道，不得不把闲置的钱拿去购房。大家知道，我国的储蓄率特别高，这几年达到了GDP的40%多。全国人民一年里创造的财富中，消费加净出口只占其中的不到60%，其他都成了储蓄。这么多的储蓄要寻找出路。股票市场充满欺骗和造假，谁都不敢再拿钱去买股票；债权市场的收益率又很低，存银行的利息率比通货膨胀率还低，不但没有收益，还得赔钱，所以就转向了房地产。现在买房的人中有相当高的比例不是为了自己用，而是为了买房保值，甚至是买房投机，准备将来房价上升之后再卖掉。事实上，许多已经卖掉的房子并没有住人，还空置吁。有人专门研究房价和租价的关系，发现房价上升的同时，租价在下降，这说明空房的比例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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