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青年创业 反对不赚钱的为人民服务

“劳动创造财富吗？否，是交换产生了财富。

　　对大学生来讲，什么是第一位的？赚钱。

　　如何赚钱？最关键的是要寻找交换的机会。”

　　昨日，应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之邀，有“经济学界鲁迅”之称的茅于轼来到郑州，为河南的青年们做了一场关于《赚钱、创业与人生》的演讲。　记者 纪宇 焦素芳

个人会赚钱　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

　　昨日的郑州，下起了这个冬天的第二场雪。下午2时，80岁高龄的茅于轼出现在河南青年创业大讲堂现场。4个多小时的演讲和沟通中，这位老人不断抛出的观点，引发了场内阵阵掌声。

　　对青年学子们来说，什么是第一位的？茅于轼一语惊人：不是空谈大抱负，也不是只想做大事，而是赚钱，自己先养活自己。

　　“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是没办法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茅于轼认为，一个人能赚钱，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以前大家的看法，一说赚钱，一说雇佣就是剥削，其实这个观点已经被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所否认。姚明打篮球挣好几千万，唱歌的迈克尔·杰克逊死了还能挣一亿美元，你能说他们创造的财富是剥削别人吗？”

　　反对不赚钱的为人民服务

　　“青年人赚钱的行为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了，我不赞成不赚钱的为人民服务”，在讲到赚钱的意义时，茅老再次语出惊人。

　　“免费的为人民服务未必是好事，我不赞成。在市场经济中赚钱，不是免费服务、也不是低价服务，而是按照经济规律的服务，赚钱本身就是一种为人民服务。”茅于轼说，比如街头的免费理发，看起来是纯粹的服务行为，但一些人不需要理发而去理了，一些人又理得不好需要重理，反而不一定达到满意的目的。而其他的理发店也因此流失了一大批顾客。按照市场规则，消费者掏钱去理发，不仅享受到了好的服务，也可以促进消费，这就完成了交换。

　　遵循市场规律，大大方方赚钱，是他鼓励青年人创业的基本思路。

　　交换的机会　就是赚钱的机会

　　既然赚钱如此重要，那么青年学子该如何赚钱？茅于轼给大家卖了一个关子，举了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比如说你有100个香蕉，我有100个苹果。我们俩互相交换了一个，总数没有变化，但是财富增加了。再比如香蕉在广东，也许只值几毛钱，但到了北京，肯定就要价值上升。中国的洞洞鞋，运到美国就身价翻几倍。劳动只是产生创造了物，提供了财富的源泉，真要产生财富，还得靠交换。”

　　“找到最佳的交换机会，发现一个需求，满足它，就是你最大的本事。”茅于轼说，青年人要想赚到钱，最关键的是找到交换的机会，发现市场的需求。

　　“不同收入的人，需求是不同的，收入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富人需要1000万元一辆的汽车，工薪族可能会觉得不理解，但是你发现并满足了这个需求，就能赚到钱。”他说。

单位自建房不能一概否定

  【不久前，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表示，广州有地有钱的单位，在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建房解决单位内职工的住房问题。南方某报曾经就此采­访了茅于轼。茅于轼在回答博客中国采访时表示，是否允许单位自建房，首先要看单位性质，国营企业和政府不能搞单位自建房。】

  博客中国：最近您关于“单位自建房”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您是反对单位自建房的对吗？

    茅于轼：要看什么单位，民营企业没什么好否定的，他赚的钱他有百分百的权力去决定怎么花；国营企业和政府要否定，他们不能搞单位自建房，因为他们的资产是人民的­，不能随便调动。

  博客中国：就是说国营企业和垄断企业没有权力去支配它们的资产。

    茅于轼：垄断企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要看它是民营还是国营。如果垄断企业是民营的话，也是有问题的，但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博客中国：谈到单位自建房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区分单位的性质。

    茅于轼：那可大不一样了，私营企业赚的钱他干什么都可以呀，你没有权力去干扰他。他买100栋房子，想要分给谁送给谁，谁也管不着，这是他私人的财产。

  博客中国：据您所知，现在有没有明确制止单位自建房的法律或法规？

    茅于轼：我不知道。这个倒用不着法律，从道理上就可以说明：政府手里的资产是老百姓的，你把它变成私人财产，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吗？国企也差不多，手里的土地厂­房，都是国有资产，不能随便花掉。

  博客中国：我们知道，您是否定经济适用房的，在您看来经济适用房是“政府帮穷人买房”，而政府没有这个义务。

    茅于轼：不是帮穷人，穷人你帮他他也买不起。经济适用房是帮“中高收入”的人买房——差一点或本来就买得起房，政府再帮忙，这个我不赞成。

  博客中国：您主张建廉租房，那可不可以说“廉租房”是政府帮穷人租房？政府帮穷人合理吗？

    茅于轼：对。这个事情值得探讨，但反过来问，政府解决穷人的医疗和教育，合理吗？这个道理差不多。当然，医疗最紧迫，不解决是要死人的。教育也差不多，每个公民­应该得到起码的教育。住房的问题就有些争论了，是不是政府有义务给穷人租房？如果政府有义务的话，要给好的房还是差的房，如果是差的房又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复杂。

  联合国《经济人权公约》里有规定，住房、医疗、就业和教育，是“经济人权”。但这个问题还是很有争论。有人认为政府没有义务管就业，两种意见都有，我也不好判断­哪种意见对。

  博客中国：政府建经济适用房帮助中高收入者人买房，为什么就不行呢？

    茅于轼：请问这是拿谁的钱帮他们呢？

  博客中国：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

    茅于轼：请问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帮那部分人买房呢？理由何在呢？

  博客中国：那政府帮穷人租房就是天经地义、就是合理的吗？

    茅于轼：帮助穷人是对的，因为他没地方住，或者住得实在太差，帮穷人租房这个大家可以接受。

  博客中国：廉租房的标准该如何界定？

    茅于轼：很难界定，我自己心目中廉租房应该是每个人有8到10个平方米，有公共厕所，不是私人房间里的厕所。这是我个人的标准，不一定对。

  我对廉租房的看法是要有水洗的公共厕所。

  博客中国：您有没有研究过国外成功的廉租房案例？

    茅于轼：没有研究过，我听别人讲起过，也看到过美国的廉租房，但也不太成功。你记住一条，凡是市场决定的，都没问题；凡是政府决定的，都有问题。

  博客中国：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之争的背后，可不可以说根本问题是户口问题？因为在中国很多城市，没有户口会带来很多不便，比如就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而在一些­城市买房可以取得户口，租房的话自己仍然只是一个“过客”。

    茅于轼：这是两回事，你讲租房总是“过客”，但本地人也有租房，北京户口的人租房也很多。就业不平等、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出在户口上，不在于是租还是买。

  高房价是市场主导的结果

  【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在回答现在的高房价是否合理时，虽然没有肯定的回答，但他明确表示，高房价主要是由市场主导的，政府原因是其次。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一­样，茅于轼在“房地产是拉动GDP的重要产力”这个观点上，也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博客中国：您觉得现在的高房价，是市场决定的还是政府决定的？

    茅于轼：有一部分政府的关系，有一部分是市场的。市场的关系呢，就是大家手里钱多，再贵的房我也买。如果房价贵了我不买了，不买了房价就掉了。

  博客中国：高房价是市场占主导还是政府占主导？

    茅于轼：还是市场占主导。我说政府也有关系，是指政府提供的土地不够，因为土地是政府管的，你把土地卡住了，供给就上不去。如果增加供给的话，价格就下来了。因­此我们这个高房价，跟供给不足有关系。供给不足不是钢筋买不着，而是土地没有。

  博客中国：但现在有很多商品房都空着，房子建好了没人买，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茅于轼：大家老不买，它一定得降。房子空在那里都是钱啊，一年两年三年卖不出去，房产商要赔死，非降价不可。而且现在也不是没有降价的空间，降了也不会赔，还是­能赚的嘛。

  博客中国：政府如果想托房价的话，也是托不住的。

    茅于轼：现在政府不想托房价吧，政府想压房价。

  博客中国：但是政府也没有想让房价掉下来。

    茅于轼：对，政府现在说是稳定房价。

  博客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领域，您认为最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

    茅于轼：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问题，其次是资金问题，这两样都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什么叫市场？就是你能买得到，你买不到是因为你不肯出高价钱，只要你能出高于竞­争者的价钱你就能买得到，这就是市场。现在的情况呢，是有的人能低价拿到土地和资本，有的人不行。房地产玩的就是土地和资本，而现在这两样不完全是按市场规则来­分配，一脱离市场，问题就出来了。

  博客中国：您觉得现在的房价合理吗？

    茅于轼：这个我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我缺乏研究。有人说房价太高，也有人说房价不高，外国人到北京来，觉得北京的房价还算便宜的。

  博客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对将来也许会发生的通货膨胀等不安定因素的担忧，促使老百姓投资房地产？

    茅于轼：不一定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现在的情况可以肯定的一条是，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把钱存进银行，只有2%的年利息，如果有个回报达10%的项目，那他就不­一定买房了。

  博客中国：茅老您有投资吗？

    茅于轼：我基本上没有投资。我这点钱还犯不着费太大的劲去投资。

  博客中国：我觉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房价到底是不是由市场决定。现在我们的房价不完全由市场决定。

    茅于轼：对，但现在说老实话也没有别的办法。虽然房地产市场不理想，但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看北京这么多房，确实盖起来了，十几年功夫，时间并不长。解放之后­到1979年，三十年间没盖多少房，人口增加了房子没增加，就显得越来越挤。现在大家住得越来越宽敞了。应该承认房地产做了巨大的贡献，它确实往市场化方向迈了­一步，它脱离计划经济了。

  博客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把房地产作为拉动GDP的一个产业，您赞成这个观点？

    茅于轼：房地产是个很重要的产业，GDP靠它拉动，没错。

经济适用房是政府讨好百姓的“特权房”

  【茅于轼是坚定的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经济学家，并且他还将经济适用房批评为“特权房”，本质上是“政府讨好老百姓，实际上又破坏了老百姓真正的利益”。“很多老百­姓都上了当。”茅于轼说。】

  博客中国：在您看来，经济适用房能不能不到促进“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的目的？

    茅于轼：根本达不到，而且破坏性很大。经济适用房已经造成很坏的后果，它把财富分配的规则破坏了，创造了很多贪污腐化的机会，使得大家想办法去钻营甚至行贿。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规则不是市场规则。

  当然破坏也不见得一定是坏，如果这种财富分配是给了穷人，大家也可以接受，虽然它破坏了规则。但现在要帮人去买房，为什么你要买房呀？现在很多人廉租房都没有，­你还要大家帮你买房，这太讲不过去了。

  经济适用房没有一点好处。这纯粹是政府讨好老百姓，破坏老百姓真正的利益，老百姓就上了这个当。

  博客中国：但事实上有一些人确实买到了经济适用房。

    茅于轼：为什么他们买到了而别人买不到？他是怎样买到的？

  博客中国：通过排队摇号，摇到号了就能买经济适用房。

    茅于轼：这是一个笑话，用摇号来分配财富，这是什么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摇号经济？要这样大家都去猜号了，就像买彩票一样。你想我干吗干活呀，­我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摇号摇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你创造的财富，能百分之百地拿回来。我创造了一万块块，我拿回一万块。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这样的。

  博客中国：有没有什么地方的政府，对您在经济适用房上的观点比较赞同？

    茅于轼：没有，他们还要继续讨好老百姓。很多老百姓也盼着，我手里有三十万，我要买套五十万的房子，希望政府帮忙出个二十万。

  博客中国：假如我现在有三十万，想有套房子，市场价要五十万，你会给什么建议？

    茅于轼：你得不到就没办法了，有三十万完全可以租房嘛，干吗一定要买房，满足一个私有的欲望，我看不一定要。

  博客中国：您怎样从传统观念上去说服老百姓？中国人毕竟有一种“居者有其屋”的观念。

经济适用房是政府讨好百姓的“特权房”

  茅于轼博客中国访谈核心提示：

  ●国营企业和政府不能搞单位自建房，我对廉租房的看法是要有水洗的公共厕所。

  ●高房价是市场主导的结果，政府方面也有原因，就是提供的土地不够。

  ●经济适用房的本质是政府讨好老百姓、实际上又破坏了老百姓的真正利益。

  ●市场经济的背后就是人权，懂经济的根本是要懂人权，否则是一个遗憾。

  ●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是当前的三大危险，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社会。  

  单位自建房不能一概否定

  【不久前，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表示，广州有地有钱的单位，在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建房解决单位内职工的住房问题。南方某报曾经就此采­访了茅于轼。茅于轼在回答博客中国采访时表示，是否允许单位自建房，首先要看单位性质，国营企业和政府不能搞单位自建房。】

  博客中国：最近您关于“单位自建房”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您是反对单位自建房的对吗？

    茅于轼：要看什么单位，民营企业没什么好否定的，他赚的钱他有百分百的权力去决定怎么花；国营企业和政府要否定，他们不能搞单位自建房，因为他们的资产是人民的­，不能随便调动。

  博客中国：就是说国营企业和垄断企业没有权力去支配它们的资产。

    茅于轼：垄断企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要看它是民营还是国营。如果垄断企业是民营的话，也是有问题的，但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博客中国：谈到单位自建房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区分单位的性质。

    茅于轼：那可大不一样了，私营企业赚的钱他干什么都可以呀，你没有权力去干扰他。他买100栋房子，想要分给谁送给谁，谁也管不着，这是他私人的财产。

  博客中国：据您所知，现在有没有明确制止单位自建房的法律或法规？

    茅于轼：我不知道。这个倒用不着法律，从道理上就可以说明：政府手里的资产是老百姓的，你把它变成私人财产，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吗？国企也差不多，手里的土地厂­房，都是国有资产，不能随便花掉。

  博客中国：我们知道，您是否定经济适用房的，在您看来经济适用房是“政府帮穷人买房”，而政府没有这个义务。

    茅于轼：不是帮穷人，穷人你帮他他也买不起。经济适用房是帮“中高收入”的人买房——差一点或本来就买得起房，政府再帮忙，这个我不赞成。

  博客中国：您主张建廉租房，那可不可以说“廉租房”是政府帮穷人租房？政府帮穷人合理吗？

    茅于轼：对。这个事情值得探讨，但反过来问，政府解决穷人的医疗和教育，合理吗？这个道理差不多。当然，医疗最紧迫，不解决是要死人的。教育也差不多，每个公民­应该得到起码的教育。住房的问题就有些争论了，是不是政府有义务给穷人租房？如果政府有义务的话，要给好的房还是差的房，如果是差的房又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复杂。

  联合国《经济人权公约》里有规定，住房、医疗、就业和教育，是“经济人权”。但这个问题还是很有争论。有人认为政府没有义务管就业，两种意见都有，我也不好判断­哪种意见对。

  博客中国：政府建经济适用房帮助中高收入者人买房，为什么就不行呢？

    茅于轼：请问这是拿谁的钱帮他们呢？

  博客中国：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

    茅于轼：请问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帮那部分人买房呢？理由何在呢？

  博客中国：那政府帮穷人租房就是天经地义、就是合理的吗？

    茅于轼：帮助穷人是对的，因为他没地方住，或者住得实在太差，帮穷人租房这个大家可以接受。

  博客中国：廉租房的标准该如何界定？

    茅于轼：很难界定，我自己心目中廉租房应该是每个人有8到10个平方米，有公共厕所，不是私人房间里的厕所。这是我个人的标准，不一定对。

  我对廉租房的看法是要有水洗的公共厕所。

  博客中国：您有没有研究过国外成功的廉租房案例？

    茅于轼：没有研究过，我听别人讲起过，也看到过美国的廉租房，但也不太成功。你记住一条，凡是市场决定的，都没问题；凡是政府决定的，都有问题。

  博客中国：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之争的背后，可不可以说根本问题是户口问题？因为在中国很多城市，没有户口会带来很多不便，比如就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而在一些­城市买房可以取得户口，租房的话自己仍然只是一个“过客”。

    茅于轼：这是两回事，你讲租房总是“过客”，但本地人也有租房，北京户口的人租房也很多。就业不平等、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出在户口上，不在于是租还是买。

  高房价是市场主导的结果

  【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在回答现在的高房价是否合理时，虽然没有肯定的回答，但他明确表示，高房价主要是由市场主导的，政府原因是其次。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一­样，茅于轼在“房地产是拉动GDP的重要产力”这个观点上，也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博客中国：您觉得现在的高房价，是市场决定的还是政府决定的？

    茅于轼：有一部分政府的关系，有一部分是市场的。市场的关系呢，就是大家手里钱多，再贵的房我也买。如果房价贵了我不买了，不买了房价就掉了。

  博客中国：高房价是市场占主导还是政府占主导？

    茅于轼：还是市场占主导。我说政府也有关系，是指政府提供的土地不够，因为土地是政府管的，你把土地卡住了，供给就上不去。如果增加供给的话，价格就下来了。因­此我们这个高房价，跟供给不足有关系。供给不足不是钢筋买不着，而是土地没有。

  博客中国：但现在有很多商品房都空着，房子建好了没人买，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茅于轼：大家老不买，它一定得降。房子空在那里都是钱啊，一年两年三年卖不出去，房产商要赔死，非降价不可。而且现在也不是没有降价的空间，降了也不会赔，还是­能赚的嘛。

  博客中国：政府如果想托房价的话，也是托不住的。

    茅于轼：现在政府不想托房价吧，政府想压房价。

  博客中国：但是政府也没有想让房价掉下来。

    茅于轼：对，政府现在说是稳定房价。

  博客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领域，您认为最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

    茅于轼：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问题，其次是资金问题，这两样都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什么叫市场？就是你能买得到，你买不到是因为你不肯出高价钱，只要你能出高于竞­争者的价钱你就能买得到，这就是市场。现在的情况呢，是有的人能低价拿到土地和资本，有的人不行。房地产玩的就是土地和资本，而现在这两样不完全是按市场规则来­分配，一脱离市场，问题就出来了。

  博客中国：您觉得现在的房价合理吗？

    茅于轼：这个我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我缺乏研究。有人说房价太高，也有人说房价不高，外国人到北京来，觉得北京的房价还算便宜的。

  博客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对将来也许会发生的通货膨胀等不安定因素的担忧，促使老百姓投资房地产？

    茅于轼：不一定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现在的情况可以肯定的一条是，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把钱存进银行，只有2%的年利息，如果有个回报达10%的项目，那他就不­一定买房了。

  博客中国：茅老您有投资吗？

    茅于轼：我基本上没有投资。我这点钱还犯不着费太大的劲去投资。

  博客中国：我觉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房价到底是不是由市场决定。现在我们的房价不完全由市场决定。

    茅于轼：对，但现在说老实话也没有别的办法。虽然房地产市场不理想，但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看北京这么多房，确实盖起来了，十几年功夫，时间并不长。解放之后­到1979年，三十年间没盖多少房，人口增加了房子没增加，就显得越来越挤。现在大家住得越来越宽敞了。应该承认房地产做了巨大的贡献，它确实往市场化方向迈了­一步，它脱离计划经济了。

  博客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把房地产作为拉动GDP的一个产业，您赞成这个观点？

    茅于轼：房地产是个很重要的产业，GDP靠它拉动，没错。

  经济适用房是政府讨好百姓的“特权房”

  【茅于轼是坚定的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经济学家，并且他还将经济适用房批评为“特权房”，本质上是“政府讨好老百姓，实际上又破坏了老百姓真正的利益”。“很多老百­姓都上了当。”茅于轼说。】

  博客中国：在您看来，经济适用房能不能不到促进“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的目的？

    茅于轼：根本达不到，而且破坏性很大。经济适用房已经造成很坏的后果，它把财富分配的规则破坏了，创造了很多贪污腐化的机会，使得大家想办法去钻营甚至行贿。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规则不是市场规则。

  当然破坏也不见得一定是坏，如果这种财富分配是给了穷人，大家也可以接受，虽然它破坏了规则。但现在要帮人去买房，为什么你要买房呀？现在很多人廉租房都没有，­你还要大家帮你买房，这太讲不过去了。

  经济适用房没有一点好处。这纯粹是政府讨好老百姓，破坏老百姓真正的利益，老百姓就上了这个当。

  博客中国：但事实上有一些人确实买到了经济适用房。

    茅于轼：为什么他们买到了而别人买不到？他是怎样买到的？

  博客中国：通过排队摇号，摇到号了就能买经济适用房。

    茅于轼：这是一个笑话，用摇号来分配财富，这是什么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摇号经济？要这样大家都去猜号了，就像买彩票一样。你想我干吗干活呀，­我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摇号摇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你创造的财富，能百分之百地拿回来。我创造了一万块块，我拿回一万块。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这样的。

  博客中国：有没有什么地方的政府，对您在经济适用房上的观点比较赞同？

    茅于轼：没有，他们还要继续讨好老百姓。很多老百姓也盼着，我手里有三十万，我要买套五十万的房子，希望政府帮忙出个二十万。

  博客中国：假如我现在有三十万，想有套房子，市场价要五十万，你会给什么建议？

    茅于轼：你得不到就没办法了，有三十万完全可以租房嘛，干吗一定要买房，满足一个私有的欲望，我看不一定要。

  博客中国：您怎样从传统观念上去说服老百姓？中国人毕竟有一种“居者有其屋”的观念。

    茅于轼：你们年轻人应该说服老百姓。美国租房的人占了30％，自有房率是60％多，我们的自有房率80％，已经偏高了。其实租房有很多好处，尤其是年轻人，流动­性很大，买了房怎么办？你要调动工作，不要说换城市，就是在北京城都会有很多麻烦。

  经济学家不懂人权是一个遗憾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还十分关注人权。他认为市场经济的背后就是人权，懂经济的根本要懂得人权。经济学家茅于轼，会怎样表述“人权”这个颇具政治色彩的词­呢？】

  博客中国：我注意到人权也是您关注的一个领域，特别是近期您发表了几篇很有份量的和人权有关的文章。

    茅于轼：对，人权跟经济是有关系的。

  博客中国：您是不是特别希望人权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茅于轼：我是希望这样子。如果经济学家不懂人权，这是一个遗憾。什么原因呢？现在我们讲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背后是人权。全世界凡是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人­权国家。懂经济的最根本的道理，还是要懂得人权，人权是基础。

  博客中国：您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人权的理解怎样？

    茅于轼：有的不关心也不研究，有的也很明白但不说，因为有风险。

  博客中国：那您为什么敢说呢？

    茅于轼：我也是有保留的。一方面，中国的人权确实有进步，虽然问题不少，但跟二三十年前要好多了。当然这个进步不是恩赐的，不是领导人宽待老百姓的结果，而是斗­争出来的。

  博客中国：“人权经济学”这个说法是不是您的首创？您怎样给“人权经济学”这个概念下定义？

    茅于轼：不是，我也没有叫“人权经济学”。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的。“人权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自由平等的交换”。自由平等是人权，交­换是经济。说得再透彻一点，就是没有特权的交换。

  博客中国：您对“特权”肯定很痛恨。那现在在很多人看来不正常的高房价，有没有侵犯老百姓的人权？

    茅于轼：没有，人权是自由平等，不是买得起买不起。

  博客中国：那么，能不能把人权和房子联系上？比如说：按照正常的房价和收入，很多人本来可以买得起房子。

    茅于轼：经济适用房就是“特权房”——谁能买？有特权的人买嘛。这也是我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理由，它破环了自由平等的交换。谁有权力分配经济适用房？于是贪污的机­会就来了。经济适用房是极不好、极其糟糕的一个政策。

  博客中国：这是不是缺乏监督引起的？

    茅于轼：不，监督也没用。贪污不是靠监督能避免的，而是要把贪污的机会取消，想贪也贪不起来。现在我们制造了很多的贪污机会。

  如果是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没有特权的社会，市场也会造成贫富差距，但不会太大。全世界贫富差距大的，都是特权盛行的国家，你看日本，北欧的贫富差距就很小。

  经济适用房就跟特权有联系。我们的贫富差距部分就是特权造成的。

  博客中国：老百姓不容易接受您这样的观点。

    茅于轼：老百姓是不容易接受，但也不是太难接受。

  博客中国：我这么总结不知道对不对——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希望自己所做的事能够捍卫人权、促进人权状况的改善，并且希望经济学家们都能以捍卫、­促进人权为终极目标。

    茅于轼：我希望这样，不光是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都应该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人权特别特别重要，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21世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人权越­来越普及。

  要特别强调的，首先是政治家。反特权是最重要的，平等自由谁也不敢反对，但你说反特权，有的人就不高兴了。

  博客中国：您对中国的人权现状，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茅于轼：有改进，但是还不理想。

  我愿意为富人说话也愿意为穷人说话

  【在采访中，茅于轼强调的一个是：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是当前社会的三大危险。在他看来，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最大的危机就是“穷人造反”。】

  博客中国：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批评也很多。

    茅于轼：乐观是对前景乐观，过去改革三十年的成就非常非常了不起。

  博客中国：现在有些评价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您怎么看？

    茅于轼：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前一阵子是在往上升，这两年有点徘徊、有点倒退。

  博客中国：那倒退的原因是什么呢？

    茅于轼：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过去的一套东西没有好好的批判，现在又有很多反自由主义的独裁思想冒出来，这是当前最危险的。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这是当前社会的三大危险。富人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不是有罪的，所以我说我要帮富人说话。

  我愿意为富人说话，也愿意为穷人说话。所以不在乎是富人或穷人，而是该说的话就要说，不管是为谁。

  博客中国：但也不能帮所有的富人说话。

    茅于轼：这个不言自明，谁会帮贪污分子说话呀。但绝大部分富人是靠自己的创造得到了财富。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

  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财富增加，合理分配。我们国家财富增长不错，但分配不好，而且短时间内解决不好。

博客中国：您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茅于轼：最大的危机是穷人造反。如果能造出个好社会那也拉倒，问题是肯定造不出来。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和平的改良。

  博客中国：茅老您平时上网多吗？

    茅于轼：不太上网，我的消息主要是朋友发邮件告诉我。

（编辑：宫丽丽）

理解通胀 应对通胀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出现，会不会发展到跟1994年相仿的程度还很难说。由于通胀是一个货币问题，就应该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

    其实，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很多。首先是提高银行利息率和证券的收益率，防止居民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大量变现，导致大量现金流入市场；其次是收缩货币供应，减少信贷额度，控制基建投资。还可以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国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但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会降低经济增长。所以医治通货膨胀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通胀降下来，同时不让经济增长率受到太大的伤害。

    上个月的物价指数比一年前上升了5%，超过了一般认为正常的程度。而且从趋势看，通胀似乎正在发展，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各方面都在研究对策，提出了不少建议。

    我认为要使对策起作用，首先要了解通胀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开错了药方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越搞越糟。通胀是物价普遍上涨，不是某一种商品涨价。换句话讲，通胀是“钱不值钱了”，是一种货币现象。并不是因为某种货涨价（比如猪肉），带动了物价上升。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某种商品涨价会不会引起物价全面上升？如果钱的购买力不变，物价水平不会上升。一种商品涨价会有另外一些商品落价，物价总水平不会变化。比如前两年石油价格涨了三倍，跟石油有关的许多商品，如出租车，都涨了价。但是物价总水平并没有上升。现在猪肉涨价，难道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上升吗？我国每年消费的石油价值大约是一万多亿人民币，每年消费的猪肉价值大约只及此数的一半（按涨价后的价格算）。可见通货膨胀和某种商品的涨价与否无关，它是一种货币现象。用管制某种商品的价格来治理通货膨胀是南辕北辙，是不可能有效的。

    历史上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最后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的例子是非洲的津巴布韦，通货膨胀到了70倍。总统下命令，一切物价统统减半。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纷纷走上街头帮助政府检查商店的价格。其结果是商店经营亏损，纷纷关门大吉，造成生产进一步萧条，失业增加，局势更加糟糕。我去过津巴布韦多次，眼看它如何不顾经济规律，一步步走向混乱，现在已经近乎失控。

    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是钞票发多了，是相对于市场所需要用的钞票太多了。需要的钞票是多少？大体上和生产总量成正比。所以钞票的增加应该大体上等于GDP的增加。当然会有一些别的因素掺杂进来。比如住房原来是计划经济低价供应，现在依靠市场，实现了货币化，即使生产没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也会增加。再如现在许多人用信用卡付账，对货币的需求会减少等等。还有出口增加，对国内的商品供应减少，会减少对货币的需求，即使GDP没变，也会导致物价上升。准确估计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

    钞票一旦多发，就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美国这个滞后超过24个月。相反，发现通胀，立刻减少货币供应，也得两年后才能够见效。在我国，虽然有许多行政控制的手段，这个滞后期也未必能缩短很多。1994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4%，经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次年降到17%，第三年降到8%。宏观调控的代价是经济增长率降低四个百分点，华南的房地产业全面暴跌，其后果一直延续至今，烂尾楼陆陆续续还在爆破。那次通货膨胀的来临也经过了两三年的发展。1991年就有3%的通胀，1992年上升到6%，1993年达到了15%。已故的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好像喝醉酒，喝的时候非常痛快，但是治理的时候非常痛苦。所以对通货膨胀要严加防范。

    通胀既然是货币问题，就得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这是中央银行、货币委员会、商业银行、外汇管理局及证券业的事，不是商务部的事。管一下欺行霸市，价格串谋，当然有好处，但是解决不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将通货膨胀怪罪于农业歉收、石油涨价、工会抬高工资、唯利是图的企业家是毫无道理的。

    1994年中央雷厉风行地控制货币发行，大幅度提高银行利息率（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息率提高到14%），严管信贷规模，取消了许多投资项目。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猛然收缩，收入增速降低，购买力紧缩，就业减少，市场面临不景气，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房地产业。当时证券业规模很小，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现在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出现，会不会发展到跟1994年相仿的程度还很难说。从过去货币发行来看，数量非常巨大。因为中央银行多年来用人民币购买美元，一方面发生大量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又有巨额人民币投放进入市场。虽然中央银行用票据收回了大部分，但是这些钱的所有者不是中央银行，而是民间企业或居民。不同的票据变成现金的难易程度不同，如果企业和居民愿意变现，将证券换成钱去买物，就会有大量货币流入市场，物价就会迅速上升。另一方面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也很多。首先是提高银行利息率和证券的收益率，防止居民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大量变现，导致大量现金流入市场，其次是收缩货币供应，减少信贷额度，控制基建投资。还可以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国内商品的供应，增加国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会降低经济增长。所以医治通货膨胀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通胀降下来，同时不让经济增长率受到太大的伤害。我相信各种措施会随着事态的发展，适时出台。（编辑：宫丽丽）

贪官污吏是因为没有人监督，太自由的结果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最近对改革的反思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的许多问题都跟经济自由主义有关。贫富差距太大，是因为商人太自由了，发展到惟利是图，不顾消费者的利益，更谈不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

　　贪官污吏也是太自由的结果，没有人监督，自由自在谁不想多捞一点。至于社会的道德沦丧，寡廉鲜耻更是人性的大暴露，是过分自由的结果。于是把当今的经济社会问题统统都推给了经济自由主义。而且经济学理论里确实有经济人的假定，假设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而且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立场还得到承认，说是社会创造财富的推动力。正因为经济人的假定，许多人认为当今的丑恶是和经济自由主义有关。

　　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经济人的假定确实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学中不但不反对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而且还要求企业这样做。公有制企业的大毛病就是领导人不追求企业的利润而追求个人的利益。经济人的假定还要求个人或家庭要效用极大化，买东西要精打细算。总之经济学要求大家追求利益，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这样看来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责难似乎并不错。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错了，意味着市场经济也错了。那么我们整个改革就是走错了路。下一步就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去，这也给政府干涉市场创造了理论根据。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危险，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我同意经济人的假定有其片面性，它没有把经济人假定的背景条件明确地说出来。这个背景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他们的利益都同样受到尊重。因此每个人享受自由的同时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这个背景条件非常重要。它必须和经济人的假定同时列出来，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可是现在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却没有这样做。这就很容易误导读者，以为人们追求利益可以不顾别人的利益，甚至于去追求特权，通过特权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自由。这完全违背了经济人假定的精神。

　　中外的大学问家都谈过自由。比较一致的意见都把自由解释为对必然性的认识。孔子说“六十而知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这个意思。不认识客观规律，自以为得到了自由，其实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不过经济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意义又更深一层。它不仅仅是一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且还是行动的规范。我把经济自由主义解释成“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或者更进一步“自由选择形成双赢”是为经济自由。

　　为什么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反而成为自己的自由呢？这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就创造了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里，岂不是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个例子说明从个人的立场看问题不同于从全社会的立场看问题；从个人看是自由的减少，而从全社会看则是自由的增加。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普通百姓是没有多少自由的，原因就是有些人的自由太多了，干涉了别人的自由。而现在讲究人权，反对特权的社会里，人人平等，大家的自由更多了。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里普通老百姓是很缺少自由的。

　　限制自己的自由，不要妨碍他人的自由。所以说“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我们往往看到由于爱的方法不对，干涉所爱的人的自由，好事变成了坏事，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配偶干涉对方的交友，把原本美好的事搞糟，令人非常惋惜。即使对于自己的孩子，由于爱而不得不干涉他（她）的自由时，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旁人无权干涉。所以说，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在有些情况下，也给敌人以自由，可以化敌为友。所以尊重别人的自由，不要麻烦别人，勉强别人做不情愿的事，是个人修养的一条原则。

　　从社会上讲，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个平等社会的必然结果。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享受的自由是同样多的，因此每个人要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人起劲地反对自由主义，正是那些想保持特权的人。当然也有少数不明白自由真意的人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所以反对自由主义，那是对自由的误解，并不是真的反对自由主义。可是想保持特权的有心人，往往利用对自由的误解的人来反对自由主义，后者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最后损害了自己，那是很可悲的。

　　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尊重对方的自由也是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原则之一。自己看不惯的事也不许别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强迫别人也去做，往往是国家间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在市场上配置，通过市场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得到资源，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大可能发生，而干涉自由的战争正在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

　　就经济学而言，尊重别人的自由是交易的基本准则。只有平等自由的双方达成的交易能够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因为使一方受损的交易不可能同时为双方所同意的。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同意，双方得益，一定有财富的增加。否则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将受损。所以交换产生财富。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财富蓬勃喷发，原因就在于此。相反一方受控的交换就会发生剥削。社会财富未必能够增加。靠剥削，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社会财富总量未必增加。剥削不能够使国家富强，创造才能够使国家富强。所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在经济学里至关重要。少了平等自由，剥削在所难免。国家不但不能富强，而且往往是内乱的原因。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很容易走向动乱。

　　在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一切交换都使双方得益。如果企业家赚了一百万，那么和他打交道的人也能同样赚差不多的钱。并不是企业家赚了一百万，社会就少了一百万。所以企业家赚钱对社会有功。这和我们普遍的认识大相径庭。传统经济学认为交换不产生财富，那么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定受损。交换是零和游戏。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交换的障碍和经济的停滞，甚至人民的内斗。把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看成是剥削者。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自由主义有多么重要。（编辑：宫丽丽）

建国六十的变化和反思

    ——在《八十回望》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

        非常感谢诸位冒着大雪来参加这次活动，这本书，这次出版，原来是内部发行的版本，我也不知道岑科他们在编这本书，一直到我生日的前一天送来了一大堆书，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书里头都是说我的好话，人喜欢听好话，我岁数大一点，知道自己不要轻飘飘，人都是有毛病的，我的毛病也是很明显的。今天借这个机会讲《八十回望》，我80岁看到什么，特别想说今后会怎样。

我的80年，1929年生的，正好是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20年，第二、第三个阶段30年，特别清楚：20+30+30。

头一个20年：1929到1949年。1949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个30年：1949到1978、1979年，这个基本上就是阶级斗争的30年。最后这个30年，改革开放、大家忙赚钱的30年。

我觉得划分三个时代，用什么来划最好呢？就用人的想法。因为人的行动是思想决定的。头20年后两个30年人们想的是什么事呢？

头一个20年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时代。大家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旧社会的那套东西，是一个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半殖民地社会中间成长的时代，但是老百姓的想法主要还是传统的想法，以家庭为单位，要仁义廉耻忠孝仁爱等。大家也赚钱，但不是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市场不是很繁荣，市场的基本方式是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好的价格系统。我们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价格是否扭曲。在那个时候这个价格政府干预很少，所以价格是正常的。

第二个30年搞阶级斗争，把国家搞惨了。你想阶级斗争怎么搞得好，没事找你斗，力量都抵消了。所以我就说，这30年阶级斗争是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使得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阶级斗争也就这么回事，经济搞到崩溃边缘不是最本质东西，最本质东西叫你难受，这个我是亲身感受到的。怎么叫你难受？最好让你自杀，痛苦极大化，这就是阶级斗争的30年。

最后一个30年，我把它说成忙赚钱，大家忙着赚钱。这个好不好？是好的，搞成功了。但是也有不好的方面，就是社会矛盾非常大。

中国的成功是财富生产的成功，可以说全世界谁也比不上。客观地讲，我们财富的生产没有哪个国家能赶上我们，所以中国是完全变了一个国家。中国这个市场国家与别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别的国家市场经济都是在民主、政治、人权保障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就是人的财产有保障，人的行动有自由，生命不会被残害，然后有交换，然后发展出规则，然后确立市场制度。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

我讲几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改革开始的时候，没有一家民企，百分之百是国企。吃早点的铺子、理发店、卖粮食的、卖小菜的统统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在那个状态下，国企怎么改，这是世界性的大难题，我们把它解决了，硬把它改了，造成几千万人下岗，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全国的利益下岗就下岗，自己想办法，国家、单位给点帮助！

结果怎么样呢？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

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优势的行业，我们对外一开放，这些行业就要吃亏。我们在要不要入世的时候，有很强烈的反对声音，主要是考虑汽车业跟农业，认为这两个行业竞争不过外国。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个路是通不过的，有这么多的行业要受损失，你怎么就能够入世?但是那个时候朱镕基他决定了就决定了，说入世就入世了。好不好呢？好得很。入世对中国带来的好处是大大超过了坏处。我们担心的这两个行业，也没有受什么损失，其实不但没有受损失，反而是越来越发达了，现在变得差不多全世界第一了。我们的领导人从邓小平开始以后，有不少很杰出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他们把全国人民利益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们改革能够成功。

现在情况已经有新的变化。利益格局慢慢在变，本来是国家的利益，现在政府利益集团化，变成少数人的利益集团，这样搞下去会麻烦，有许多的现象使得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件事。

现在的政府越来越精英化，都是高学历，有学位的，还有出国留学生。现在的中国问题在哪儿呢？说到底还是公平与效率问题，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是最有效创造财富的制度，这个理论上实践上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它不考虑公平。市场化的结果，特别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管在中国，还是国外，一个国家内部，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差距越来越扩大。差距扩大的结果就是社会稳定不了。我们老讲不要政府干预，保护生产，最终结果是什么？是财富的创造。但是收入的差距非常大，这就造成大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吧。最近我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芝加哥大学出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俄罗斯征税改革，在2002年以前，俄罗斯实行的是三级累进税，最低一级是零，起征点以下不征税，起征点以上12%，然后20%，30%，最高是30%。后来他们2002年改了，把20%、30%统统变成10%，减税了，而且起征点往上提了。大家想想这个结果一定是税收在减少，结果呢？不是那么一回事，当年税收增加25%，这就说明许多富人是不缴税的，现在减税之后富人选择缴税，本来他干脆不缴税，但是现在他们缴税了，但是交的是12%，结果国家的税收增加了。这个改革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看。当然有人反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反对的原因是认为彻底地解决还是要加强征管。但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来讲，我们不是没有加强征管，我们想了许多办法，不见效。

我在网上登了这篇文章，结果遭到了痛骂。网上有人说，你还让富人减税，富人本来不缴税，你还让他减税，你是站在谁的立场说话？！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面临着要保护富人的问题，但是1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是不是这样想？我觉得不见得。他们寄希望于打土豪分田地，寄希望于计划经济，寄希望于政府干预。我估计13亿人大概有10亿人是这样想的，其实这条路对他们非常不利的，但是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这个见解，就是这个认识。

今天上午参加一个会议，民营企业家一片诉苦声，国家不保护他们。我写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为什么要为富人说话，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过去一直是宣传剥削理论，像这样的宣传，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最后就变成阶级斗争了，斗争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好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看发达国家。怎么解决平等和效率的问题？还是搞市场经济，但是有税收、有慈善这两条路，政府是税收，民间是慈善的路，这两条路保持社会差距不太大。美国人从来不讲剥削，讲老百姓之间互相同情、爱护、帮助，有民间组织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个社会是稳定的，而且有效率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点？

我现在（对未来）越来越感觉非常没把握，所以我刚写的一篇文章中，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老天爷保佑吧！”我们有没有改革（得更好）的可能？可能性非常小。除非有非常强的力量，扭转社会（反市场）的倾向，能够改变只为自己考虑的精英意识。

今天大家来庆祝这本书的首发，我觉得应该把自己最近想的一些事情给大家说一说，交流交流。向大家表示感谢。

工业化过程必然带来贫富分化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我不是专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不过社会公平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关心的事，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人，更会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吸引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也成为政府政策中必须考虑的一个突出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究竟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处于什么阶段？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是什么？对策何在？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把原因分析错了，对策也跟着错，这就很危险了。

　　收入差距扩大并非因为流动性不足

　　正相反，是流动性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机会都不能利用，那中国还是一个穷人国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分配不公是流动性不够造成的，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起点不公平造成的。

　　流动性不足包括垄断造成的流动障碍、地区保护形成的障碍、身份限制的障碍等。在我看来，用流动性不足来解释收入差距有根本性的缺陷。我们这个社会是流动性不足还是流动性足够，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足或者已经足够是相对于什么标准而言的？参加讨论的人多半是用自己头脑里的一个标准做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测量。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流动性不足的例子，但是我们又忽略了流动性不断改进的事实。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经济自由度是不断增加的。我们只看到了存在障碍的一面，而忽略了已经改进的一面。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28年是我国经济活动空前活跃的一个阶段。老实说，今天全国已有的几千万富人，28年前全都是穷人。因为“文革”的时候，全国的富人统统都被消灭了，财产都充公了，连家都抄过了。没有任何人有私人小汽车，没有私人住宅，全国的银行储蓄存款总共只有210亿元，人均不到25元钱。那时候的中国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穷人国。可是今天出现了身家几千万（或许上亿）的富人，人均储蓄存款也已经上了万，这不是流动性足够的证明吗？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产生出这么大的贫富差距，难道不是流动性造成的吗？

　　客观地看，改革20多年来，流动性是不断有所改善的。原来不许农民进城，现在有将近三亿农民进城打工；原来只有高官才能出国，现在农民也能出国；原来外贸是国家垄断，现在民营的外贸公司如雨后春笋；原来干部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现在找工作是双方挑选；过去黄金和外汇不能自由买卖，现在限制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流动性是在不断增加的，可是贫富差距却不断在扩大。可见用流动性不足来解释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根本性的缺陷。正相反，是流动性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机会都不能利用，那中国还是一个穷人国。

　　城乡差别是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

　　分别就农村和城市本身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

　　收入分配不公是不是起点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拿“文革”时的状态算起点，除了城乡差别，其他人为的不平等都尽可能地消灭了。“文革”时中国的财产不平等在全世界恐怕都算是最小的一类，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富人，大家都一样穷。教育方面先是把大部分大学都关了门，只留极少数理工科大学，入学的机会尽量照顾了弱势群体，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大学。社会晋升的机会大部分也留给了三代贫农出身的人。“文革”的发动者不但消灭了富人，而且打倒了有学问有思想的人，说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又剥夺了有行政能力和领导才能的人，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又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领袖抓起来。总之，“文革”把一切社会精英统统都打倒了。虽然那时候还是有许多的不平等，但是跟别的社会作比较，应该算是相当平等的一个社会了。所以说，起点的不平等除了城乡差别，别的不平等应该说是很小很小的。

　　现在来看看城乡差别。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得到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分别就农村和城市本身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所以说，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别大。

　　这个差别从建国开始就有了，后来越来越强化，到“文革”后期城乡差别发展成典型的二元结构。乡下人是不允许进城的，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能有一个城市户口。学生们下放农村，他们最盼望的就是有一个回城指标。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差别在经济收入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可能反而扩大了。大中城市的建设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像北京、上海等地简直是换了人间。但是农村的面貌改变有限，除了有些新房点缀其间，总体上还是老样子。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人口的比例从80%以上降低到60%.但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总是比城市的低，差距在扩大。这是我国基尼系数高的基本原因。

　　工业化过程必然带来贫富分化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

　　从全球的范围看，穷国都是农业国，富国都是工业国或者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可见，贫富差距的根子在工业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者赶不上，贫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先有机会离开农业的人收入就增加了，继续留在农村的人靠农业取得收入，这样的收入很难上得去。这可能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们看近200百年来的世界史，也很清楚。世界的工业化是18世纪后期开始的。在此以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进步非常慢。人口没有多少增加，寿命也没有多少延长。是工业化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人口迅速增加，寿命大大延长，财富迅速积累（请参考《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安格斯·麦迪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先走上工业化的国家都慢慢变富了，等工业化完成之后，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不很大。而更多的国家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内部的收入分配就会出现扩大的趋势。这也是库兹涅茨倒U形的收入分配特点，先恶化，后改善。他的原话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恐怕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必不可免的过程。政策方面的不当不是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总结发展过程时发现，人均收入为3000-5000美元时，是最容易发生社会动乱的原因。工业化起步之后人均收入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当然，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拿工业化过程来解释难免过于简单化，例外是有的，比如拿印度来说，他们也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但是他们的收入差距比我们小。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开放的速度没有我们快，变化不像我们那样剧烈，社会分割源远流长，流动性比我们差。印度吸引的外资只有我们的1/10，储蓄在GDP中的比例只有我们的一半。这两个活跃经济的重要因素都远比我们弱，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也远比我们慢。

　　加速实现工业化才是缓解问题的方案

　　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按照这样的看法，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想解决它，快是快不起来的。我估计如果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城市的话，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扩大，基尼系数还会上升。缓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实现工业化。当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时，农民的收入就能逐渐增加，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慢慢减少。

价格扭曲将导致经济震荡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GDP过分依靠投资增长，而消费却在下降；外贸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高，就业压力巨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同时物价上升、房地产价格猛涨，股市有明显的泡沫。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其各自背景，但又都与一些基本价格信号的扭曲有关，与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运行。价格扭曲必然引起经济扭曲，招来一系列难于对付的失衡，再加上政策方面违反常规，如果不能及时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震荡，甚至发生危机。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的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资金分配不合理 就业遭轻视

我国的银行利率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储户得到的是负利率。贷款的真实利率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可是这样低的利率并没有被广大企业所享受，而是被效率很差的国家项目和大的垄断行业所侵占。而且，由于资金成本低，投资者往往选择资金密集型的项目。这些项目吸收的劳动力很少，对就业帮助不大。

一个大型水电站投资几十个亿，就业只有千把人。一条地铁线，每公里投资上亿元，就业只不过一两百人。一架飞机价值上亿，解决的就业也超不过1000人。这些项目每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的资金超过100万元。高速铁路、核电站、高速公路等项目都是如此。

相反，一些配套资金很低，几千元就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却得不到发展。从2000年到2006年的六年中，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只增长不到半个百分点。而此期间的GDP增长了78%。

从国际比较看，就业增长率应该与GDP的增长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2006年的平均GDP年增长率等于就业增长率，都是3%。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的GDP增长率为10%，就业年增长率仅为1%。

应该说，就业在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因为就业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能够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犯罪率。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大问题。然而，我们浪费了巨大的资金，只追求项目，忽视了就业。当然，这一问题不只是利率低所导致，还有官员们的政绩观在起作用。大项目豪华壮丽，有目共睹。增加就业，受惠的是普通贫困家庭，有目也不能睹。

财富分配不合理 政府与民争利

真实利率的降低伤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在20世纪90年代，居民的财产性收益为GDP的6%以上，现在下降到不足2%。结果是，居民不再选择银行储蓄，而将钱投到股市和房市，银行存款大幅度减少。这种现象是十几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在20世纪90年代，银行存款的增量超过当年GDP的增量，有几年超过达一倍以上。现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减少。这种情况非常值得关注，它可能蕴涵着风险。过低的利率对宏观经济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从GDP的需求方面看，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持续降低，现在已降低到GDP的41%，在中、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韩等11个国家中，中国是最低的。(美国最高，为70%)而GDP中，用于政府开支的比例却节节攀升，从1994年以来，这个比例已经翻番，但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务似乎没有加倍，钱多半花在了政府自己的消费上，政府开支更多地侵占了居民消费。

而且，税收增加的趋势并没有减缓的样子。政府税收无节制地增加，逐渐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近几年，企业的盈利也猛然增加，这是由于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大幅增加了，同时，亏损的国企绝大多数已经卖掉。国企利润的增加并不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内部使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最近，这些垄断性国企上市，以垄断性利润吸引股民，从股市筹钱，造成进一步扭曲。股民赚取属于全国人民的垄断利润，这是一种合理的财富分配吗？如果取消垄断，利润立刻下降，那时候如何向股民交待？税收增加与国企利润的滞留，都是政府权力缺乏节制的表现，和大家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

调整人民币汇率 政府错过了最佳时机

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人民币汇率定得过低，这已经是自1997年以来的老问题。那时候，一年的外贸盈余已经达到400多亿美元，到2005年，这个数字跃升到1000多亿美元，去年进一步跃升到1700亿美元。如果从1997年就开始慢慢地让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无论对中国或美国都一样)，只存在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勉强维持人民币汇率，央行不得不抛出大量人民币，用于购买美元，埋下今天通货膨胀的根子。汇率的扭曲还引起许多贸易争端，伤害了我们的贸易伙伴。

现在我们的汇率就是损人利己的。政府没有果断调整，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虽然避免了经济冲击(只不过推迟了冲击的到来)，却招引了更多的国际投机者把游资调进中国，使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价攀升都与此有关。 国民经济的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犹豫不决会使形势失控。汇率调整就是一个例子，举棋不定，错过了最佳时机。我国的决策机制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毛病，一切重大决定都要到最高层去批准。而最高层又不是经济专家，从何判断是非？于是只好让事情拖下去。如果不改变权力与知识脱离所造成的决策迟缓，经济迟早要出大问题。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改革之后的三十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三十年。大家知道我是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全世界还有很多穷人，包括中国。解决穷人的问题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增加财富的创造，第二个是合理财富的分配，除此之外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首先要有财富的创造，否则大家争来争去，你多得一点我就少得一点，这个社会就搞不好。我们这三十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现在的财富从可比价值来说增加了13倍，现在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三十年改革真的是了不起。我们千万不要把过去走的这一段路看错了。当然，我们也有问题、有矛盾，还有很大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改革开放，再有三十年，甚至再有二十年，中国就能够真正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现在我们很复杂，一方面很富，一方面又很穷，一方面很先进，一方面又很落后。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全国人民有耐心、有理智，懂得过去这三十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安排好我们将来这二三十年。中国的复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确立自由交换制度保证了改革的成功

我们这三十年改革的成功需要总结。我在十年前（1998年）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干同样的活，在美国拿的钱多、生活得好，而在中国拿的钱就少、生活得就差呢？为什么穷国和富国同样的劳动，得到的报酬不同呢？如果说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那么同样的劳动就是同样的价值嘛！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学想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今天要分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显然不是，否则美国和中国就应该是同样的劳动、同样的收入，可见有很多别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我们改革三十年之所以成功，就是把这些因素抓住了。

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有100根香蕉，你有100个苹果，但我也喜欢吃苹果，你也想吃香蕉。我就用我的香蕉换你的苹果，一根香蕉换一个苹果，我就变成99根香蕉加1个苹果，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是100根香蕉、100个苹果，但我的财富增加了，你的财富也增加了，何以见得呢？我这99根香蕉加1个苹果，这1个苹果的价值是超过1根香蕉的，我是用1根香蕉换来1个苹果的，但换来的这个苹果不只值一根香蕉，要不然我干吗跟你换呢？或者说有一个人再拿一根香蕉想把我这唯一的苹果换回去，我不会干，你拿两根香蕉我也不干，因为我的香蕉很多嘛。也许你拿了5根香蕉，我勉勉强强给你这个苹果。这证明我这个苹果值5根香蕉，交换以前是100根香蕉，交换以后变成了104根香蕉，而且你也赚了。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两个人都同意交换，那就证明这个交换对双方都有好处，它不会损害任何一方，因为损害一方的交换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凡是能够达成协议的交换，必定是双方同意的。双方同意就是对双方有好处，对双方都有好处，那就说明有财富的创造。所以要鼓励交换，消灭一切对交换的障碍，敞开所有交换的自由。我们改革三十年的成功就在这里。而改革之前是不让交换的，也就把所有创造财富的路都统统堵死了。

一个双方平等、自愿的交换一定创造财富，而且这个财富是双方都在创造的。全世界有很多穷国，他们为什么穷呢？就是没有一个平等、自愿、自由的环境。就拿中国来说，我们在改革之前，又没有平等又没有自由，还做什么买卖啊？我们现在从事交换的人不那么绅士，有一些小人见利忘义，这是我们的大问题。在发达国家，都是绅士进行交换，大家很尊重对方，很守规矩、守信用，不胡来，这样一个商业环境财富就创造出来了。为什么美国人赚的钱多、中国人赚的钱少呢？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交换创造财富，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一个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从一方转手到另一方，一定是卖方对这个商品的估价低，而买方对这个商品的估价高。所有的买卖，都是从低价值估价的人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估价的人手里，绝对不是等价交换，等价干吗还要交换呢？一个社会财富的创造，就是因为各自优势的发挥，有分工，而且这个分工是发挥优势的分工。计划经济毛病在哪儿呢？计划经济也是有分工的，但不发挥优势，搞不清楚谁的优势是什么。现在搞清楚了，因为现在有价格在，干什么都要钱，你就有优势。有了价格，分工就不会错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价格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深刻的道理。

可是，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换，它有很多制度性的保障，没有这些保障交换是很不可靠的。什么保障呢？第一是产权的保障，所有权的保障，我的财产不会随便被剥削了、被转移了、被剥夺了。这一点太重要了，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犯了错误，剥夺了某些人的所有权，现在还有很多国家在继续犯这种错误。认为有钱的人就是剥削，就有理由去剥夺他，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有钱人也要分情况，有的是靠贪污腐化来的，靠权钱交易来的，这又当别论了，他是没有财富创造的。我们中国的特点不是财富的转移，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是财富的创造。对于交换的认识已经确立，但这个问题不能说彻底解决了，政府还在经常干预普通人的交换。比如马路上摆一个摊，城管就来驱赶了。马路上摆摊，是在创造财富啊。为自己赚了一口饭，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对社会大有好处。当然可能妨碍了交通，或者破坏了环境，需要加强管理，但不能禁止他们。要饭的不创造财富，而是财富的转移。这种财富的转移，我觉得是很合理的，给有困难的人一点帮助是有好处的。但贪污腐化、剥削，那当然是不好。要讲什么是剥削，有没有剥削，我有一句话，“不是平等自由的交换就是剥削”。比如说拖欠工资、克扣工资、违反劳动法、加班加点不给钱，或者没有加班额外的补助，或者是工作场地非常不安全等等，这些就是剥削。没有这些问题，不可能会有剥削，你剥削我，我找一个不剥削的人去。市场是充分自由的、竞争的，那就不可能有剥削。

改革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效率

下面我说一说财富消费和财富生产过程中所有者的利害关系问题。

先说一说消费。我们花钱有四种情况：一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二是自己的钱为别人花，三是别人的钱为自己花，四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显然第一种情况是效率最高的，不会出问题。其他三种情况都会有问题。自己的钱为别人花，省是省了，但用处可能不对。别人的钱为自己花，用处可能是对的，但不会省。别人的钱为别人花，那就更不用说了。全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要花掉的，要让它花得有效，就必须是尽可能变成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不要拐弯抹角让别人为自己花钱。

我们以此进行分析，来看看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变化。

改革以前，很多钱都是别人为别人花，即公有制。比如拿盖房子来说，国家要盖一些房子，计划部门设定一个计划，钱也拨了，这个钱就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计划部门控制这个钱，这个钱是谁的钱呢？是国家的钱。这个钱为谁花呢？为老百姓花。房建出来，不一定很适用，也不一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为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现在我们买房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所以对质量就有监督了，房子不好我就不买了。再举一个例子，义务教育也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给你一个什么学校，你就上一个什么学校，你对学校不满意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钱是别人花的，别人做决定。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让教育的钱变成自己为自己花钱，即把国家的教育经费变成教育券，孩子的家长可以持券选择学校，这样学校就有竞争了，办得不好，人家就不来你这里了。

花钱的四种情况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我受他的启发，也提出了生产方面的四种情况，即用谁的劳动为谁赚钱：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

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最典型的就是马路上的小摊，他们一定很努力，不会偷懒，不会贪污―――都是自己的钱，没有办法贪污。他也不能降低质量，因为有竞争。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降低成本、增加劳动时间。独资企业和个体户都属于这种情况，也是最有效的，不需要监督。

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最典型的就是义务劳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劳动就等于义务劳动，你的劳动是为别人的，你的劳动成果自己看不到，全国变成了一个义务劳动的国家。你说好得了吗？

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就是老板请人打工，打工的人是为老板赚钱的，而老板则要监督打工的，这里就隔了一层。民营经济的老板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些办法，让总经理或者每一个员工关心企业的利益，比如说给他一点股票。

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国营企业就是如此。国营企业是国家的，雇了一批打工的，让这些打工的好好干，但赚的钱不是总经理或者厂长的，而是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关心劳动的效果，改革后把国营企业大部分都改成私营了，生产效率就得到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靠着改变谁的劳动为谁赚钱这个最基本的关系。

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使得生产、消费都是有效的。怎样有效呢？简单一句话，尽量私有化，消费也要私有化，生产也要私有化。当然，完全私有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

最后，我想谈一谈关于改革开放的前景问题。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说的一句话，“自由就是发展。”怎么发展？给老百姓自由就得到了发展。给人创造的自由、给人选择的自由。但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什么是自由啊？是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显然不是，如果大家都为所欲为，那就糟糕了。一个社会好不好，一方面要看大家有没有自由，自由就是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大家对自己的自由有没有约束，这两点缺一不可。只有自由，没有约束，这个社会就乱了。过去的社会，一些人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侵犯你的自由。改革就是要彻底消灭这种特权。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

这就又说到平等了。什么是平等呢？每一个人的自由一样多，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多，这就是平等。我们不能要求平等就是大家收入一样，但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约束是相同的，你不能做的事大家都是不能做的，你能够做的事大家都是能做的。因此，自由的另外一个定义，恰好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每一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特权的人来讲，你的自由就是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限，你要约束自己。

房地产市场扭曲的宏观原因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我同意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有相当程度的扭曲，表现在房价虚高；高档房的比例不适当的多，脱离了大众的需求；房地产业的利润比较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资金流入房地产业数量巨大，出现泡沫。

　　造成这种扭曲现象的原因很多。有些人认为是房地产业的企业家造成的，他们追逐利润，不愿意为大众服务，见利忘义。他们在舆论面前经受很大的压力，有口难辩，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微观经济学说明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没有错。有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就是不关心企业利润，把企业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了。现在房地产业所发生的扭曲，原因在宏观经济中。宏观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房地产业的企业家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

　　先说房价虚高。企业作为供给方，总是想方设法提高价格，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买方不是傻瓜，他们会尽量压价。现在房价高是买方愿意，而且也有钱，出高价买房，是他们，而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答案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上，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手里有很多钱，他们要买好房子，买大房子，买贵房子。开发商当然瞄准这些人的需求。难道要让开发商盖普通的低档房，可是卖不出去，同时却损失了高端客户。我国房地产市场偏向档次高的客户，普通的低档房盖得很少，这正是与我国财富分配中贫富悬殊有关。房地产市场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改变收入分配，房地产业的结构同样改变不了。任志强说了，房子是为有钱人盖的，我们怎么能说他们见利忘义呢？难道要他们盖一批没有客户的、卖不掉的中低档房吗？

　　政府垄断

　　高利润就可能长期存在

　　再说房地产业的利润特别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大家知道，高利润是维持不长的，只要竞争一出现，高利润就慢慢消失了。我国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能够长期维持，唯一的原因就是投入要素的竞争不充分。房地产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和土地，这两样要素都是竞争不充分的。土地是政府批的，资金是银行批的，市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而是靠关系。

　　现在土地要求通过公开拍卖，据统计，拍卖的还是少数。正因为土地市场没有培养起来，还是政府垄断着，高利润就有可能长期存在。资金的情况差不多，因为利率还没有放开，获取资金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靠关系。所以，房地产商都特别注意和政府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个别房地产商难免有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我国市场经济问题多多，办一个大一点的企业都离不开政府。可以说，大企业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

　　最后，房地产业的泡沫问题。房地产业为什么有泡沫？简单说，因为有大量资金没有别的出路，于是都涌向了房地产业，资金往哪边走，那边的价格就上升。一旦房价下降，大家争先恐后卖房子，就是泡沫破裂的时候。

　　上面提到的三方面的问题：收入分配、土地和资金市场的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讲，如果这些原因不改变，扭曲也没有办法纠正，责怪房地产开发商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上面的分析不错，我们就有了一个分析工具，用于观察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关系。

　　（编辑：宫丽丽）

茅于轼：年底通胀压力将会增大
　　来源：天府早报
　　茅于轼是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有着“当代中国最有道德修养和良知的经济学家”之称。此前，其发表的“替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的观点引起不少争议。“我的说法是客观、现实的。”茅于轼的回答很坦然。
　　交换才能产生财富
　　昨日，当这位81岁的老人出现在论坛现场时，立刻博得了企业家们热烈的掌声。
　　“尽管前年有帮助民营企业的30条扶持政策出台，去年国家也重申了这个政策，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困难很大。”一开口，茅于轼就直指民营企业的生存艰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变化主要靠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从零开始，目前已经占了半边天。”
　　茅于轼强调，虽然我们一直以来受的教育都是劳动创造财富，但在市场经济下，交换才是财富产生的途径，每一次交换都把一个物品从低价格提升到高价格，交换使其物尽其用。“改革开放以前，员工每个月拿40多元，现在拿上千元，因为有了交换，劳动产品得到了充分的价值体现，而经济要发展就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民企到农村开银行
　　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茅于轼直言：“一方面，在过去的一年，民营企业受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尽管我们做到了平稳过渡，然而由于出口受到打击，仍面临着潜在的危险。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还是有很多机会，比如最重要的机会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开始对民间开放。”
　　“美国银行都是老百姓开的，没有一家是政府开的。随着整个经济进程的加快，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也会逐步放开。”茅于轼给民营企业家支招，“有志发展的民营企业家，可以进入农村去开办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其次，茅于轼认为，服务业仅占GDP的40%，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通胀压力逐步增大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一直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市场货币过剩，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使通货膨胀显现。”对于目前市场热议的“通胀说”，茅于轼预测，通货膨胀不会马上出现。他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通胀压力会增大。
　　在谈到当前房价居高不下，买房者该不该出手买房时，茅于轼认为，买房是抵抗通货膨胀很好的方式，但当前一些城市房产存在很大的泡沫。茅于轼提醒投资者应根据经济形势寻找市场中的“价值投资洼地”，切忌盲目跟风助长泡沫的生成。
　　茅于轼建议，美国现在房子、股票已经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中国可用外汇储备高达2万多亿，完全可以鼓励中国公民到国外去投资。

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看中国的经济主要看两件事，即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得不错，经济就没有大毛病。当然，经济不等于一切，经济没有毛病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而且现在没有问题不等于将来也没有问题。静态的表现未必与动态的发展相一致。

经济的好坏主要还是看财富的创造或GDP的增长。就这方面来看中国是干得很不错的。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0％的。而且这几年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伴随通货膨胀，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明显的瓶颈制约。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有没有泡沫。高增长最怕有泡沫。这方面有不少争论，特别是房地产业。但据我看，泡沫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我国巨额储蓄所形成的流动热钱。几千亿的热钱流入房地产业，就可能引起房地产的泡沫。这些钱如果流出房地产业，那儿发生泡沫的危险性将减少；但是如果流进了股市，股市就可能出现泡沫。所以泡沫的问题在于热钱太多。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民间直接投资，保护中小企业，打通他们融资的渠道。

改革成功皆因符合经济学原理

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

经济改革以后的27年，除了1989－1990年因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经济增长很低(仅为4％)之外，以后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7.6％，这样的增长率在别的国家看来是求之不得的。但在中国就算很不理想。1992－1993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4％。改革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也接近9％。这不但在中国算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创纪录的。尤其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经济这样高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国的崛起成为本世纪初的全球性大事。

我们往往已经习惯于这样的高增长，不感觉特别。如果跟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作比较，就能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可喜变化。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但很大一部分人吃不饱。喂饱这5亿多人，始终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中央提出了许多方针政策，从粮棉的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到农业学大寨，搞了30年，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但是这些年经济改革就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不是历史学家，根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吃饭问题。即使在正常年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挨饿。现在大家不但吃饱了，而且不少人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要减肥。拿这一点看中国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再拿住房来看，新中国建立后30年基本上没建过多少宿舍。人口从五个多亿增加到九个多亿，但是住房还是那么多。拥挤就是唯一的结果。改革开始时，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平方米。现在已经超过20平方米了。这个人均住房面积增长是在最近10年内实现的。

可以对比的事情不胜枚举。经济改革前和现在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人们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大家对现实不满，但是千万别忘了今天享受的物质财富完全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了不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犯糊涂，不要否定经济改革的伟大成绩，以至于看错了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方向。

世界各国都盼望一个丰富物质享受的社会，为什么我们做得那么好？我们过去走的一条路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学知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按照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设计的。固然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大方向上很符合经济学的原理。

经济改革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动的机会，每一点生产要素都有机会寻找最能发挥效果的结合点。就劳动力而言，过去农民不许进城；干部都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由人事部门分配之后一辈子钉在那儿不许动。“文革”时革命的暴政滥施淫威，全然不顾发展生产的客观规律。于是发生了教授下乡去务农，工人进大学管大学，军宣队进工厂，诸如此类全国性的举措，导致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始时，对市场和人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心有余悸，处处设置障碍。国务院曾经发文禁止长途贩运，认为跑单帮就是投机倒把，严予取缔。一直到前几年还禁止农民报考公务员。我们以前始终把自由平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拒绝接受。因此走了不少弯路。

就物资的自由流动来看，我们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各种物资得以通过市场流动，重新配置，不但让人尽其才，也能使物尽其用。不但在国内配置，还可以在全世界寻求改善配置的机会。因此我国的进出口额在27年中增加了330倍。在资金方面也增加了流动的渠道。改革前马路大道很少银行网点，顶多能找到储蓄所，而现在每隔几步路就能看到银行网点。城乡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10亿元增加到2006年底的1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164倍。人均存款额从1978年的区区23元，增加到现在的1.23万元。但是资金的运用因为受管制约束特多，效率低下，成为我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中一个例外的败笔。

财富快速增长，除了归功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之外，第二个原因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开放了个人经营的机会。解放以后我国严禁个人从事经营业务，不论是生产，还是商业，一旦判为资本主义，统统在割除之列。只有国家才允许从事财富的生产活动，而且当时还执行仇视富人的政策，消灭整个富人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穷人国。改革以后也逐渐开放了从个体户到公司组织的生产活动。保护私人财产的立法也在进行之中。由于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他们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民众所需要的产品。财富生产的效率，也由于他们的经营活动而大大地提高。

人们说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还要归功于知识分子以及党的领导。可是改革前，财富创造的速度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可怜。所不同的是，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财富的生产就成十倍地增加。由此可见企业家的重要性。只是我国仇富的心理没有减少多少，认为民营企业家有原罪。这种思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它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按照追求利润原则，消费按照消费者自主选择原则，放弃了原有经济的计划性。企业通过赚取利润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直接去满足百姓的需要。但最近有一种议论，埋怨企业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只顾赚钱。这也是计划经济的回潮，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消费方面，我们抛弃了票证，让消费者用钱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百姓得到了自由，但是贫富差距显现出来，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上格外清楚地表现出来。但这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收入分配问题。

附带说一句，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

（编辑：宫丽丽）

找零钱何以成为问题

北京天则研究所  茅于轼

　　如果对比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找零钱的问题很少发生。究其原因，因为他们将彼此的服务，看成是市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我曾经建议在大陆发行500元面额大钞票，但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不容易找零。

　　找零问题现在成为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收款单位贴出通告，请顾客自备零钱。一些交易常常因为没有零钱而做不成，或者彼此推诿，叫对方去破整票子。一些同志将这一问题归结为银行的零钞印制得太少，或100元的大票太多，并进而反对印发500元的钞票。究竟此事的症结何在？原因若是找错了，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希望。如果它确实是因为钞票面额太大引起的，解决找零的办法就是把钞票全部印成小面额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找零问题。

　　一般人口袋里如果既有整钱，又有零钱，多半先用零钱。有的人口袋里愿意准备一些零钱，以备万一买东西找不开时发生麻烦。如果不是怕对方找不开零钱，没有人愿意口袋里装许多零钱。这些心理足以证明，人们喜欢整钱，不喜欢零钱。

　　为对方准备找零，是一种服务，它是有成本的(尽管为数甚微)。这种成本表现为要准备自己并不喜欢的零钞，要将零钱点清，交给对方。按我国的法律和习俗，并没有规定找零这种服务必须由买方提供还是卖方提供。因此为了省事，双方都希望对方准备零票子，把这部分成本由对方来负担。

　　比较一下小商小贩的零钱准备，和政府收款部门的零钱准备，可以看出二者是有区别的。一般情况下小商贩比较愿意找零。自己实在没有零钱时，也会设法把整钱破成零钱，以免买卖做不成。这说明他们的服务比较好，愿意承担找零这种服务成本。而政府部门则经常发出通知，要顾客自备零钱。在北京公共汽车上如果你坐早上头班车，常常找不出零钱，说明他们的服务比不上小商贩。银行有时也说换不出零钞。固然确实也有零钞供应不足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嫌麻烦，拒绝服务。

　　找出了找零困难的真正原因，对策也就有了。国家应该制订一条法律，即找零服务应由收款一方提供；银行必须经常准备足够的零钞；中央银行印制的零钞比例必须满足交易的实际需要。如果这几条都能做到，找零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印发500元大钞也不会引起额外的找零困难。

　　自从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币改革(将一万元旧币折成一元新币)以来，我国的币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变化。在此期间物价涨了好几十倍，同值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原来一分钱可以买不少东西，一个馒头只有两分钱。到了21世纪，一分钱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是由于旧币制留下的记账方法，还保留着纸面上的必要性。超市购物常常有几分钱的交易尾数，因此发生找零钱的麻烦。为了没有多少意义的几分钱，浪费了找零钱所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得不偿失。我建议中央政府规定取消分币，分一级的标价一律四舍五入。不但可以节省找零钱的时间，也节省了会计记账的麻烦。

　　在美国和加拿大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他们创造了一种简化交易的方法。在超市收款处设置一个小盒，顾客把收款员找回的零钱放在小盒里，下一位顾客需要付零钱时收款员就从小盒里取用。这样就完全避免了收找零钱的麻烦。这是一个和谐社会里人们如何互相信任，从而节省了交易费用的例子。

　　话又说回来，究竟500元的大额钞票是否需要?我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如果印制500元的大面额钞票，由于一张500元大钞可以代替五张100元小钞，每年可以节省至少十亿元的钞票印刷、点数、运输、储藏等费用(合到全国每人大约一元)。消费者携带现金也大大地方便了。不喜欢大额钞票的人可以不用，这样做不会损害任何人。我只希望国家接受我的建议，为全社会节约资源，并不想得到合理化建议奖。

　　有了大额面钞，也需要对找零钱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制订了法律是不是大家都能遵守，却是没有把握的，特别是对拥有特权的某些政府部门，更是如此。如果对比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找零钱的问题很少发生。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将彼此服务——不论是付酬的或不付酬的——看成是市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而在我们这里，市场的道德标准还没有充分树立起来。这也是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中最最迫切的一项任务。

（编辑：宫丽丽）

小额贷款在龙水头村的13年

北京天则研究所   茅于轼

      茅于轼创办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具有尤努斯乡村银行的特征。13年来，从最初的500元家底发展到如今的130万元，茅于轼的实践见证了中国民间小额贷款的艰辛历程，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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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公布在网上的山西某民间扶贫捐助组织的联系办法：“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号，电话：（010）6852××××。”一个已经持续了13年的项目迄今为止收到的近130万款项，几乎都和这个联系办法有关。

    事实上，这只是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民办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直接承办人、这个村的民办教师雒玉鳌还记得，1993年9月，一个叫茅于轼的人将个人现金500元和管理的想法一同托付给了自己，民办小额贷款基金会（以下简称互助基金）就此登场。在成功运作了8年之后，互助基金又被推广到了湍水头村和小寨上村，以统一的运作模式、统一的管理制度、统一的领导，分别实施小额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业务，使有限的资金滚动利用。

    现在，互助基金已经从国内众多的小额贷款机构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很多媒体关注的对象，除了因为茅于轼的影响力以外，还因为它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特色。

    比如，它跟孟加拉的乡村银行一样，专门服务于贫困人群，不针对中小企业，用于治病和求学的贷款不收利息；比如，它是极少数在国内采取“又存又贷”的小额贷款组织之一，为了不踩政策的“红线”，以高达6%的利息和茅于轼的影响力向社会上的仁人志士“引资”；比如，为了使资金滚动起来，该基金在扶贫的基础上增加了月息为1%的“付息基金”用于发展生产……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未来我国对于民间金融有所开放的话，该模式将为民间小额贷款的发展提供最为宝贵的蓝本。

    贷款不白借：用劳动脱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互助基金一开始运作，茅于轼就制定了严格的章程。

    章程规定，基金有两种用途：“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只须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要收息。

    一开始，村民不敢到基金贷款，觉得没什么可以抵押。茅于轼叫雒玉鳌告诉大家，贷款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你们借了钱去生产，赚回来再还给基金。基金就这样逐渐为村民所接受，负责发放贷款的雒玉鳌家也从门可罗雀到外村人都赶来排队贷款。截至2003年8月31日，该项目已经滚动服务当地村民1415次，累计利用扶贫基金125.9万元。村民的还款情况也非常良好，还贷率达到95%。

    目前，互助基金所收利息是月息1%，已经远远高出当前的国家银行利率。茅于轼说：“1%的月息是利率最高的那几年定下的，为了方便计算，村民不糊涂，放贷的人也容易操作。通货膨胀率高达25%的时候，这个利率也没变。”

    村民的借款手续很简单，只要茅于轼委托的村民3人小组两人以上同意，村民写张借条就可以借钱。治病借款必须出示医院证明，因上学而贷款者必须由管理人员至少两人调查核实后方可借款，每笔借款不得超过4000元，如果超过，借款户必须写申请，经茅于轼批准。

    在1995年以前，龙水头村关于借贷的情况，都是雒玉鳌通过书信汇报给茅于轼看的。茅于轼也通过书信指导基金的使用。茅于轼认为，基金帮助村民治病，其实也就是帮他们恢复劳动资本，而借给村民的“付息基金”，更是让欠债者琢磨着该干点事儿。

    现在，龙水头村民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力几乎全都常年外出打工，自立自强的人增多了，人们已经知道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贫穷的命运。

    茅于轼不断告诉村民，自然条件的落后不是最可怕的，怕的是闭塞的生活窒息了心灵。水龙头村学校的老师遵照他的嘱托，从没忘记教学生们说三句话：“谢谢，对不起，请原谅。”因为茅于轼说，要让学生们知道怎样与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资金来源：开放存款

    小额贷款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不短，但由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就，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直到今年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话题才开始在国内受到追捧。不过，研究过乡村银行模式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许多国际组织的资助，该项目很难开展。在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同样受困于此。多年来，茅于轼都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和6%的高利率向亲友、国内外机构“化缘”。

    目前，互助基金的资金来源分为扶贫基金（出资人不收利息）和付息基金（出资人收取部分利息）两部分。不论哪种性质的基金，所有权都属于出资者本人。出资者如果想抽回贷款，也可以及时办理退资手续。

    但遗憾的是，其间本来也有一些国际扶贫机构向茅于轼表达了愿意合作投资的意向，但因受限于中国的金融政策，基金会一直没能接受国际扶贫机构的投资。

    残酷的现实让茅于轼及互助基金的管理人员意识到，基金要持续运作下去，吸收农民存款必不可少。为鼓励农民存钱，一开始利率很高（6%），后来，为降低运营成本降到3%，但这并没有影响农民们存款的热情，原因在于他们多年来和互助基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3年来，龙水头村民都知道“遥远的、神通广大的”茅老不断地给雒玉鳌写信。信里有时指导基金会的工作，有时告诉大家一些像女孩子为什么应该读书这样的“新说法”，有时他还会给村学校的孩子们寄小报和各种参考资料。

    茅于轼的每封信，龙水头村民识字的自己看，不识字的由雒玉鳌念给他们听。“文明、信用、管理、平等”这些字眼就这样渗透进了这个偏僻的山村。当中国的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坏账的困扰时，在龙水头村，人们却恪守信用，实践着十分简单的借贷。

    表1：互助资金来源情况

    单位：元

     湍水头

     龙水头

     小寨上

     小计

    扶贫基金

     33264.6

     94823.5

     23360

     151448.1

    付息基金

     168991.3

     112101.65

     50475.39

     331568.34

    回收基金

     19121

     79500

     —

     98621

    现有基金

     202255.9

     206925.15

     73835.39

     483016.44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2003年湍水头镇政府办公室统计资料

    管理：中国式经验

    虽然对于尤努斯非常推崇，但在降低贷款风险方面，茅于轼却没有照搬“五人小组”制度，而是采用了一些“中国式”方法。比如，针对中国人好面子的特点，如果谁不还钱就向外公布等，一样“很管用”。

    而在互助基金管理的细节方面，茅于轼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流程。比如，暂时不用的基金必须存入银行以保安全；借款到期后，由管理小组成员实施“提醒服务”，提前一周通知借款户并及时办理借款回收业务，以保证基金的滚动利用；每季度由专人如实向村民公布扶贫基金的使用情况；管理小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公”、“三不”的原则等。

    现在，水龙头村的村民也大都按着章程的规定行事，有借有还。基金出出进进几百笔款项，没出什么差错。曾经有两户人家暂时还不起贷款，村里就召开了村民会，由还不起钱的人跟大家说明原因，并请村民都来帮助他还，不足的部分，自己再想办法补齐。

    对于互助基金95%的还款率，茅于轼很自豪，因为国内300多个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并不多。不过，在现实操作中，互助基金的管理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贷款员私自收礼、放贷等。

     “幸好没有出现贪污，”茅于轼说，“如果出现了贪污，那问题会非常严重。”现在，他和互助基金花了大量的力气致力于内部的整改，比如加强人员培训等，希望尽力消除管理中的违规行为。

    成果：扶贫的经济学发展

    在外界看来，互助基金首先传达给社会的信息是民间“扶贫”的发展，但为了保证基金会的正常运作，用于治病和上学的借款，一般会控制在总基金的1/3以下。不过，在保证基金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多余部分利息会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资助贫困学生。截至2003年，互助基金就帮助了学生40多名。同时，基金会还利用结余利息，从2003年7月起增加了“教育扶贫”项目用来补助低工资教师，并实行每年两次的评比奖励。

    不过，现实的压力还是让茅于轼觉得互助基金始终要走上盈利的道路，而尤努斯的成功更加印证了他的观点——扶贫应该转化成一种生产力，而不是消耗。要让利润持续地滚动起来，为社会服务。

    2003年，互助基金在贷出的1144笔生产款项中，效益显著。其中，1/10为养殖借款，其经济效益大都为投入的2～5倍；1/5为养车户（主要是三轮、四轮），每天的收入在100～200元；1/2为打工户，打工户的收入至少每天可以达20元（小工），多的可达50～60元（大工）；1/10为开办小型矿场和加工厂，也可以得到较高的收益；还有1/10为经商借款，包括经营小商铺、小饭馆、流动售货摊等一些小规模的商业活动，从而获得一些稳定的经济收入。

    总之，利用这些有限的资金，互助基金实行滚动利用、循环扶助的办法，使村民在享受到扶贫基金帮助的同时，更加坚定了自身脱贫致富的信心和稳步创收的决心。

     表2：贷款的用途、笔数和金额

     湍水头

     龙水头

     小寨上

     小计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治病

     37

     30900

     137

     146741.5

     7

     6500

     178

     184141.5

    上学

     29

     28200

     40

     41500

     16

     11100

     85

     80800

    发展生产

     222

     295000

     845

     843684.8

     77

     109880

     1144

     983064.8

    其他

     8

     11100

     —

     —

     —

     —

     8

     11100

    小计

     293

     365200

     1022

     1031926.3

     100

     127480

     1415

     1259106.3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2003年湍水头镇政府办公室统计资料

    等待：合法身份

    据悉，在互助基金成功运作了7年之后，前山西省省长孙文盛、临县县长薛万民还投了钱，分到龙水头的政府扶贫资金也进了基金，这都表明政府和老百姓对互助基金的认可。但在现有政策层面上，它仍然属于“非法集资”，在限停的范围。

    互助基金在开始向农民吸收存款时，中国人民银行临县支行就下发文件，宣布该基金为“违法集资”，将予以取缔。茅于轼本人也被扣上了“乱集资、乱办金融业务、擅自设立基金会”的帽子。央行在1999年的相关批文里指出，“一切个人或单位未经批准经营小额信贷都属非法。”

    而促使茅于轼加快考虑使基金获得合法身份的，是一份由光彩集团签署的5万元投资捐助协议。为了让这笔钱尽快进入基金发挥作用，他必须给基金找一个合法身份，否则就等于放弃了这笔钱。雒玉鳖拖着有残疾的腿四处奔波，镇里的、县里的领导也都帮忙，但答案是“不符合有关规定，基金无法注册”。

    茅于轼没有放弃，1999年年底，在人们都盼望着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他写信给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进行咨询，然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慈善总会、统战部，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现在互助基金挂在“龙水头扶贫协会”之下，终于有了一个名份。

    但“现在他们仍然不让我们挂牌，”雒玉鳌说，“地方民政局说，根据2004年颁布的《基金法》，龙水头基金目前130万元的规模达不到注册要求，他们不承认。”

    为此，茅于轼又开始了在北京的奔波，“希望国家能够放开政策，让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持续发展下去。”

    现在，年迈的茅于轼正慢慢地从他创办的互助基金退出，并将其转交给他开办的慈善学校代为管理。虽然13年来互助基金连个图章都没有，但茅于轼坚定不移地相信他的实践没有错。他说：“我们现在是扶贫性质，所以社会上还是一片叫好声。但哪怕与扶贫毫无关系，单从经济方面讲，这件事也有3大好处：一是老百姓能借到钱；二是投资者通过利息能赚钱；三是投资者要交所得税，国家能收到钱。”

     “如果这条路可行、能赚钱，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样受益的最终是老百姓。”茅于轼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出一丝激动。他和他的助手正在做关于小额贷款研究的课题。“我希望，我们能为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出一些力。”

（编辑：宫丽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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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

    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

    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

    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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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来自城乡差异 城镇化缓解不均

北京天则研究所 茅于轼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但吸引了经济学界的注意，也成为了中央制定政策的根据。因为这种现象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危及政权。关于贫富差距的数据也有很多，不同的学者研究得出了不同的数据，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如今我们在收入不平等方面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列，这不但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相称，而且也有损于人们基本的平等信念。

　　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异

　　用什么办法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药方开了不少，但是真正对症下药的似乎还没有。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没有分析清楚，零敲碎打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何在呢？有学者认为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也有学者认为是权钱交换。这些分析都有道理，却都不是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改革以来，机会不平等、法律地位不平等、就业歧视这些方面都在逐步改善，为什么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权钱交易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说法也不对，因为现在统计的收入不平等中根本不包括灰色收入。换句话讲，即使没有权钱交易，收入分配的差距还是很大。

　　其实，从学者们发表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2，而全国的基尼系数则达到了0.45.（基尼系数是测分配不均匀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愈高愈不平均）。上述数据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均匀主要是来自城乡差异。仅仅看农村自身或者城市自身，分配的不均匀度并不是很大，但由于城乡差别大，将二者合起来计算，不均匀度就变得十分明显。

　　改革之前，我国虽然已经有了二元结构，但城乡人民一样穷，收入差别并不大。改革以后，城市人民的收入迅速提高，而农村因为人口数量巨大，农业产出靠种地，提高很困难，所以除了1983年和1984年两年农村人民收入提高快于城市之外，农村人民的收入增长一直低于城市。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农村人民的收入大大落后于城市人民，从而造成了目前全国人民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均。

　　解决之道在于加速城镇化

　　一般而言，所有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有城乡收入的差别，都会发生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过程。因为农业的收入总是低的，发财的都是从事工商业的城里人。这时候一定会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国家的政策就是通过转移支付帮助农民。许多发达国家至今还保留着对农民的补贴，包括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大概经过了二百年，最后农民的人口减少到5%以下，收入分配中城乡差别造成的后果变得微不足道。由于他们的工业化过程时间长，城市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比我们的增长速度慢，所以城乡差别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大。我国工业化与发达国家工业化不同的地方在于城市收入增长的高速度，而农村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城市人民的收入增长，其结果就是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很高的基尼系数。

　　在未来的十年中，估计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还将扩大。因为农村人民的收入增长很难赶上城市人民的收入增长，二者的差距还将会扩大，同时农村人口也很难大幅度减少。要等农村人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人民的收入增长率，或者农村人口大大减少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才会回落。用转移支付的办法只能缓解一点收入差距，改变不了城乡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

如果以上的分析不错，那么缓解我国收入分配不均匀的办法，只能是加速城镇化，帮助农民进城，减少农业人口，而且这个过程肯定是很长的，着急不起来。这种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并不值得惊慌，它是工业化过程中必有的事物，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不能认为是一个特别值得忧虑的情况。不过我们肯定要努力缓解这种不平等，通过有力的转移支付，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来帮助农民，当然还要肃清贪污腐化和权钱交易，根绝非市场的不公平收入来源。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变化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打击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同时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见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虽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没想到的。

　　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评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但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还有近二十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眼光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各种方针政策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能还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没有一百多年是搞不出来的。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

　　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

　　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几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如果导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

（编辑：宫丽丽）

价格扭曲将导致宏观经济扭曲

　　 茅于轼认为，消费下降、物价上升、外汇储备过高、房价高企、股市泡沫等问题，皆源于基本价格信号被扭曲。因此，他给中国经济困惑开出的药方，就是“扭转价格信号扭曲”

　　“正确的价格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故意压低价格，反倒对国家、对百姓都不利。”鼠年到来前夕，茅于轼在家中接受《新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宏观经济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消费下降、物价上升、外汇储备过高、房价高企、股市泡沫等，都与基本价格信号被扭曲有关，与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他认为，价格的扭曲必然引起宏观经济的扭曲，如果国家不能通过宏观调控及时而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经济震荡。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公平竞争才能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

　　《新财经》：您一直讲价格是经济生活的地心引力，经济运行必须依赖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于灾难或混乱。

　　茅于轼：对。

　　《新财经》：那么，您认为正确的价格信号应当如何产生？

　　茅于轼：非常简单。在市场中，有许许多多的生产者和许许多多的消费者，各方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生产者想卖个好价钱，越贵越好；消费者想买一个低价格，在这样一个信息很充分的环境下，通过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产生的价格就是正确的价格。

　　但是，也有例外，就是没有竞争。有很多商品没有“许许多多”的生产者，只有一个，价格就产生不出来了。这类商品的价格就需要各方面监督，首先是政府，政府要核准，我们国家这方面比较欠缺。所以，垄断部门有超额利润，服务并不好，可是钱赚得特别多，内部职工的待遇也很高，奖金也分得多，这就是一种价格扭曲。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的运行，价格代表着个人自由、自发秩序和市场制度，所以，政府和百姓都应该接受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

　　《新财经》：更具体地说，哪些领域的价格被扭曲了？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凡是垄断的，都有扭曲。比如，邮政、电力、电信、铁路等，或者太低，或者太高。铁路春运不涨价，就是太低了。而马路上卖烤白薯的，它的价格肯定是对的，它有许多生产者、许多消费者，它的价格不能是错的。

　　投机缘于投资渠道太窄，民间金融应大大放开

　　《新财经》：您认为股市表现的价格是正确的吗？

　　茅于轼：它看似是充分竞争的，有买有卖，但问题是很多买卖是出于投机。

　　《新财经》：您不是也认为投机能创造财富吗？

　　茅于轼：我的说法是有条件的，就是投机的人很少。当投机的人比生产者还要多的时候，投机不但不能创造财富，还搞乱了整个市场。

　　《新财经》：投机多，是不是也说明市场的力量发挥得更足了？

　　茅于轼：不是。投机的人多太，是由于大家投资渠道太少，钱没有地方花，银行的利息赶不上通货膨胀，为了保值就买股票。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机会赚钱，一年能赚10%，人们就不一定买股票了。

　　《新财经》：现在房价很高，这也是投机行为导致的结果吗？

　　茅于轼：如果生产者生产房子消费者买房自己住、或出租，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来了一批投机者，他不造房，就是买房子，买了以后再卖，你看到很多房子都空着。空房越多，说明投机越多，市场就被搞乱了。

　　《新财经》：这种行为是否应该打击？

　　茅于轼：不能用打击的方法，而应该疏导。大家如果有钱，不一定要去买房，可以去做别的，比如放贷，即使10%的利息，也是有人会要的，因为很多人在银行贷不到款。如果贷款能稳收10%，干吗还去买房子？

　　《新财经》：但国家现在不容许。

　　茅于轼：所以，问题还在金融市场。现在大家有很多钱，每天都在贬值，人们为了保值，觉得买房子比较好，就把房价给买上去了。

　　《新财经》：您认为民间借贷，国家是不是应该放开？

　　茅于轼：应该放开，应该大大放开。民间集资，对于经济有很大的帮助。民间集资发达的话，就不会有房地产的暴涨，也不会有股票的暴涨，资金就有地方流动了。所以，只要民间集资一放开，房价马上下来。

　　《新财经》：国家为什么不允许呢？

　　茅于轼：怕出乱子。因为它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民间集资一手交了钱，也就是拿个收据，说现在收你多少钱，将来什么时候还，利息多少？这张纸能不能起作用？谁也不知道。

　　《新财经》：由您本人发起的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项目目前运行如何？

　　茅于轼：我们做十五年了，老百姓对我们一直很信任。

　　价格管制是愚蠢的，治理通货膨胀应干预货币

　　《新财经》：对于政府临时干预价格，您怎么看？

　　茅于轼：（笑）这个最愚蠢了，是完全错误的，《价格法》也没有这一条。物价上涨是货币问题，你管住货币就行了，管别的没用。钱少了，钞票感觉稀缺了，通货膨胀就压下来了。管价格，既不公平竞争又没有了，价格就被扭曲了。后果是，投入的多，产出的少，通货又进一步膨胀啊。

　　《新财经》：国家应不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干预？

　　茅于轼：不要干预价格，跟货币有关的要干预，比如利息率。利息率完全应该涨，现在还不到8%.《新财经》：应该涨到多少？

　　茅于轼：肯定在10%以上。

　　《新财经》：前不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2008年中国CPI的涨幅会更大，达到6.5%甚至7%.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已经到来？

　　茅于轼：我估计今年CPI会比去年高。我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但没有结构性不结构性的。

　目前的通货膨胀势头是过去好多年积累下来，现在马上消除很难。下猛药的话损失会很大，只能下缓药，这就需延续一段时间。

　　《新财经》：您所指的下猛药是什么手段？

　　茅于轼：下猛药就是控制货币的发行，提高银行的利息率，砍掉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下猛药，通货膨胀可以很快降下来，但损失也会很大。

　　《新财经》：到底有多大？

　　茅于轼：1994年下了一回猛药，那时候，房地产、股市刚刚起步，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大量的烂尾楼。到现在，海口、北海、湛江、惠州还有大批的烂尾楼立在那儿呢。

　　所以，现在没必要下猛药。因为那时候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24%了，现在才7.1%.《新财经》：下缓药，怎么个下法？

　　茅于轼：就是控制货币的发行，压缩贷款，提高银行的利率。

　　《新财经》：这跟下猛药差别不大啊？

　　茅于轼：有点差别。比如说工资不增长、商品价格不许涨，猛药会有要求，但缓药没有。

　　现行汇率“损人损己”，可一次调至6.5以下

　　《新财经》：您曾表示现行的汇率是“损人损己”的，这个如何理解？

　　茅于轼：一个好的外汇价格应该是利人利己的，如果偏离这个价格，就是损人损己。我们现在的价格就是损人损己的，害了美国人，也害了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出口太多，把美国人的生意给抢了。出口那么多，外汇储备已到15000亿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不就成损人损己了？

　　《新财经》：那应该如何调整呢？

　　茅于轼：三年前，我就呼吁人民币升值，调整汇率。

　　《新财经》：现在不也一直在升吗？

　　茅于轼：速度太慢了，如果当时升值幅度大一点就好了。

　　《新财经》：那汇率调到多少才不损人损己呢？

　　茅于轼：一次调到六点几。

　　《新财经》：具体是多少？

　　茅于轼：可能6.5以下吧，这是我的猜想。

　　《新财经》：那岂不又成了一剂猛药？

　　茅于轼：对。就算是猛药，你也非吃不可；你现在不吃，将来吃的猛药比现在还猛。

　　《新财经》：可这一调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茅于轼：是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不可避免。现在的政策有些左右为难，但考虑到将来，还是要忍住疼痛，一次把它调够。这样既可以避免当前的贸易摩擦，通货膨胀也降下来了。

　　下猛药可能造成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失业，但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加大失业救济等。

　　谈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

　　《新财经》：请您总结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

　　茅于轼：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重大的进步有三个。第一是财富极大地增加；第二是人民自由的扩大；第三是对内对外的开放，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

　　《新财经》：存在哪些问题？

　　茅于轼：还面临好多问题，可能到一个转折点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督、贪污腐化问题严重。所以，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权力的监督。

　　财富分配也存在很大问题。你想想，我们每年GDP增长10%，如果平均分配，每个人的收入每年应该也增加10%，五年就应该增加百分之五六十。事实并不是这样。钱哪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国企分红。现在只拿出1万亿的10%交给老百姓，还有9000亿自己留着花了。

　　《新财经》：跟以往比，已经进步了。

　　茅于轼：这么多年没交过，它的利润100%是属于国家的。占着那么多钱，本来就错了，如果还不分红，那就更错了，是错上加错。不过，现在总算是往对的路上走了。

　　再谈高校收费与电价问题

　　《新财经》：您在广州演讲时，提到了高校里面穷人的孩子比例只占到10%~20%.有读者疑问，这个的比例是怎么得来的？

　　茅于轼：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每到一个大学我都问，学校给我提供的数字，贫困生不到10%这样一个比例。而且我们扶贫学院筹资几千万元钱，帮助西部六省、市18个院校的大学生实现能力提高，有十万多学生受益。通过做这件事，我们对贫困生的数量有了相当的了解。

　　《新财经》：大家还想知道，您划分穷人孩子和富人孩子的标准是什么？

　　茅于轼：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穷人就是交不起学费，不过，交得起学费的也不能叫富人，应该按需不需要补助来划分。穷人富人的提法不是很科学。

　　《新财经》：您为什么认为高校低收费，是穷人在补贴富人？

　　茅于轼：不是穷人补贴富人，是富人搭穷人的便车。你为了照顾穷人，结果富人也得到了照顾，这叫富人搭便车。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比如用电方面。穷人用30度电，富人用300度电，你补贴到最后，大部分钱补贴给了富人。

　　《新财经》：如果提价，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

　　茅于轼：不会的，可以节约用电。交不起的是有，但属极少数。真正有困难的，可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编辑：宫丽丽）

不只是财富 快乐也要增加

采写：本报驻大理记者 周定兵 摄影：本报记者 党建为

    如何才能让整个社会富起来，茅于轼先生认为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一句话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财富是如何创造的？成才需要哪些条件？8月4日，本报“云岭经济暨企业领袖高峰论坛”第七讲在大理市举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制度演变与财富的生产”进行分析，与现场300多名当地企业负责人及市民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云岭经济暨企业领袖高峰论坛”由云南省企业联合会/云南省企业家协会、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联合主办，红塔集团独家冠名，云南信息报社、云南省企业家协会职业经理人联谊会承办，邀请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登坛讲座，旨在把中国最前沿的经济智慧传递到云南，推进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已有周其仁、盛洪、党国英、金岩石等著名经济学家，以及著名企业家王石登上了讲坛。

为了使昆明以外的云南各州市的经济界人士也获得分享中国前沿智慧的机会，论坛在适当的时候赴云南相关州市巡讲。第七讲就是第一次巡讲，大理州委宣传部对此次讲座给予了特别支持。

大家有钱我才有钱

茅于轼说，有的人看到别人有钱他就来气，对富人有仇视态度，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他认为一个社会想富起来，仅有一两个人富是不可能的，要靠大家富。他希望国民能普遍认识到一点：“别人钱多，对我肯定有好处的”。

他举了个例子，在美国，干一样的活，拿到的钱很多，在中国远远拿不到，不管你干的是最简单的还是最复杂的劳动，比如在饭馆里端盘子，这样的劳动在美国能拿1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万，在北京也就1千元人民币，相差十倍，而就算考虑到购买力因素，生活的好坏差不到十倍，大概3、4倍。同样地，复杂劳动也一样，在中国，当医生、律师也好，拿的就比美国少。

这就奇怪，为什么同样的活拿到的回报不一样呢？原因很简单，美国饭馆的洗碗工为什么拿的钱多，因为在美国吃饭的人钱多，“因为别人有钱，所以我也有钱”。因此，他认为“我要钱多，就必须大家钱多，我钱多了还要帮助大家钱多，别人钱多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只有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会成功

如何才能让整个社会富起来，茅于轼先生认为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一句话叫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富，就是这两点。

改革开放以前，茅于轼也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他说“我去农村种地去了，我不是农民，你说种地能种得好吗？你让我去种地，算不算人尽其才，不算。”

怎么做到人尽其才？茅于轼认为首先每个人须知道自己的才在哪里，自己干什么最好，每个人知道自己干什么最好，不是太容易。“我本来是个工程师，当了三十年工程师，当然我这工程师也不是很差的，也有不少贡献，但到50岁了，我改行搞经济了，改得好不好呢？很好，我现在是个经济学家。”

茅于轼说自己不是个傻瓜，但也是到了50岁才发现自己不是当工程师的料，而是当经济学家的料。所以说人不要太固执，要试着换个工作，看看自己善于干什么。其次，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因为我们个体在选择工作，社会也在选择我们个体，这是双向的选择，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他认为成功的人都是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而很多特有才华的年轻人被市场埋没了，这个可以算是市场的毛病，因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社会不需要，比如说科学研究，社会不需要，没人给你钱。这就需要由政府来做这些事情。

要价最低的有权卖给出价最高的

至于物尽其用，物的用途很多，有的是浪费的，有的是尽其用的，怎么让它尽其用，不浪费呢？茅于轼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尽其用的，而市场用什么手段使其尽其用呢？他认为是拍卖，比如，有一幅画要卖，底价1万，大家竞价，最后卖给最高的。其实所有的商品，每天都在动，都在拍卖，但这种拍卖很特别，两个方向，“有人出价最高，有人要价最低，最后要价最低的有权卖商品给出价最高的。”

他说，我们要懂得商品有不同的用途，用得不好就浪费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招标和拍卖。我们要懂得，一个物的价值与它包含多少劳动无关，看它用在什么地方，价值的提升靠买卖，不是靠劳动。这个关系太大了，交换创造财富。一个商品由低价值变成高价值，就是财富的创造过程。

劳动生产产品 交换创造财富

茅于轼说10年前他去过山西 ，看到山西出那么多煤，但地方却还是那么穷。他给当地领导出了个主意：少生产煤，降低产量。“为什么呢？你挖得太多了，就不值钱了。我们不是要生产物，而是要生产钱。比如粮食，我们也不是要生产粮食，而是要生产钱，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就在这里——企业为利润而生产。当然企业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它是通过赚钱为社会服务的，因为企业不知道能为社会服务什么，不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它只有看哪儿能赚钱就去哪里做。不赚钱的事不能干，有没有例外？我觉得没有例外，你必须赚钱才能为社会服务 。”

茅于轼说，中国自古就不承认交换创造财富，认为财富是就是东西，对于商人，人们认为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事实上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很明显地证明：劳动创造产品，交换创造财富。

市场交易需要平等和自主权

茅于轼在8月4日论坛的前一天去过崇圣寺和卖衣服的小贩还过价，他把这次经历放到了论坛上，他说摆摊的喊价35，但是不是要卖这个价呢，可能30、25都卖了，他肯定有个底限价。我这买东西的人也有底限价，就认为20块可以了。如果他的成本线较低，我的出价高过他的成本，那这个生意就做成了。买卖做成了，小贩赚的钱就进入到了GDP的统计。他说假定“25块的成本，变成了35块，增加了10元，就是GDP。这个钱谁创造的？是做买卖的两个人创造的。”

虽然反复强调“交换创造财富”，茅于轼认为交换也是需要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交换的双方是平等和有自主权的人，不是受控制的人。交换为什么创造财富？因为双方都得到好处，不像赌博，赌桌上的钱加起来是不会因赌博增加。

他认为这些年中国人富起来了，但还有很多不平等，有经济的不平等，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不平等。“现在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太大，特别是城乡差距。城乡之间在社会上、地位上还有很多不平等。我们提倡和谐社会是对的。”

茅于轼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快乐，他说：“怎么使得大家都高兴呢，多交换，不损害别人钱就多了。快乐增加，自己发财帮助别人发财，自己快乐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享受人生也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我觉得这是全社会最大的目标，使社会不光财富增加，而且快乐增加。”

经济一体化可以消灭战争

市场非常能生产财富，茅于轼也认为它不能很平等地分配财富，这是市场的毛病。他说由于有了市场，全世界已经极大地富起来了，全世界的富就是200年造成的，200年前全世界都是穷人，没有工业化。现在由于交换的发达促使了技术的进步， 科学的进步。现在计算机过两年就更新换代，就是因为市场的促进。

全世界的资源——粮食、石油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采购，而在国际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前，世界上的资源分配靠的是战争。现在为争夺资源而起的战争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有市场在那里。虽然市场也有毛病，但它能消灭战争。

他说与二战前相比，日本还是没有资源，但依靠国际市场，它重新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现在也一样，石油铁矿，很多都是靠进口。国际市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要维护国际市场。如果破坏了就只能打仗，重新分配。

■现场互动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要帮助扶植市场

问：交换要有条件，像云南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具备交换的条件，怎么致富？

答：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有市场，要做的是消除交换的障碍。首先政府不要打击市场，比如城管的管理方法和思路就需要改进，“你要帮助摊贩，而不是把他消灭掉。他摆的地方不对，挪个地方；弄脏了，让他收拾干净”。

我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并不见得和汉族地区有多大区别，少数民族地区要建立一个交换环境，政府要帮助。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走出去，到城市，到大的地方，去有商业机会的地方。

问：现在国家的财富增加了，有的人也富起来了，有了很多炫富的行为，你怎么看待？

答：我认为摆阔气的消费是最愚蠢的消费，因为这是为别人而消费，而不是为自己。享受生活才是为自己的消费。如果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消费，那也好，可炫富是叫别人产生嫉妒心，对自己没好处，对别人无益。

■精彩语录

●价值的提升靠买卖，不是靠劳动。

●别人钱多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不能很平等地分配财富，这是市场的毛病。

(编辑：宫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