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自由使人们得以摆脱贫困

                     茅于轼

    今年3月，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宣布将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授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美国东部时间5月4日晚上，CATO研究所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颁奖礼在华盛顿举行，茅于轼先生及夫人赵艳玲女士出席，并发表获奖感言。

　　接受这个促进自由奖，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把CATO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了自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自由重要？为什么得到自由如此之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而且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妨碍你自由的环境。这成为道德的金律。反对自由的人往往说，人人都有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乱，所以自由是不好的。这完全扭曲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说到底，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修养，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但是人从小长大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开始的，慢慢地懂得要尊重别人，约束自己。为此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别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它。有时候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有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义，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个受周围人士欢迎的人，和他有接触的人都会喜欢他。他的一生也会更顺当，不会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会少掉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连战争都不会发生了。

　　可是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于是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至今形势有了特别快的进展，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人类绝不会再花几百年来完成这个过程。再有两三代人，这个几千年的斗争就会结束了。它一定是普遍的，人人平等的享受自由的状态。如今还负隅顽抗的特权者应该认清形势，及早适应世界大潮。

　　在中国，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平等自由有了惊人的进步。在经济方面人均收入增加了12倍，尽管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厉害，但最穷的人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有三亿多人脱离了极端贫困。中国的减贫对联合国全球减贫计划作出了巨大贡献。提高收入是一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的必要条件。穷人在市场上是没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获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特别重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的贫富差距能够缩小，这个进步会更显著。全世界也一样，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简单说就是开放了市场，赋予每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交换。这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过去中国的农民不能进城打工，更不能选择职业，唯一的工作就是种地。现在他们能自由进城打工，能自己创业做小老板，能开公司赚钱，甚至也能出国去谋生。以我自己为例，过去被国家雇佣，变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挑选工作的机会。改革后我才有可能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经济学家，发挥了我的所长。

　　自由的扩大导致财富的迅速增加。全世界进入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二百年来，人口从10亿增加到70亿，平均年龄从26岁增加到68岁。二百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进步的近十倍。这样空前伟大的进步主要是平等自由造成的。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市场环境下，通过商业化才能为人类造福。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市场。

　　在中国，不但经济上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命有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前三十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接近五千万人。改革前三十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改革后三十年平均人口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为千分之六点六。改革后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一以下。中国的死刑人数近几年大约降低了一半，而且还在快速降低。

　　不可否认，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

　　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会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CATO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

美国东部时间5月4日晚上，Cato Institute2012年米尔顿 弗里德曼自由奖颁奖现场~

  

茅于轼先生之前对美国媒体表示，价值25万美元的奖金，将被捐给他主办的两个非政府组织，一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另外一个是扶贫基金。
       茅于轼先生夫妇是5月2号晚间从北京飞抵华盛顿的。颁奖仪式之后，他还将携夫人赵燕玲女士一道赶赴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发表演讲，并于5月12号启程返回北京。

茅于轼:公有制让百姓饿肚子

    “在改革前的中国生活过的人，想必对饿肚子记忆犹深吧？没经历过的人，可以回家问问父母，问问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不能因为有金融危机，就说私有制不好。你搞了国有制，结果只会更糟糕。金融危机没有了，但老百姓要饿肚子，你想想改革前的中国，还有现在的北朝鲜、古巴。现在古巴80%的粮食靠进口。它是搞国有制的，结果效率非常低，老百姓穷得要命，穿的都是破破旧旧的，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

　　2月28日，世界银行于北京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介绍《2030年的中国》，不料中途遭到独立学者杜建国的现场抗议。杜建国高呼国企不能私有化，痛斥华尔街都是骗子。

　　为此，搜狐财经专门采访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茅于轼在采访中逐条反驳了杜建国提出的一些观点。茅于轼认为，国企做得好是个别现象，做不好是普遍现象，所以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茅于轼还指出，目前国有企业利润高，是因为政府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并不是靠国企员工自己的本事赚那么多钱的，所以别人眼红国企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正当的。以下是访谈内容：

　　国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

　　搜狐财经：您认为国有企业该不该私有化？

　　茅于轼：我认为应该私有化。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讲应该私有化，从历史经验上看，也应该私有化。从理论上讲，公有制企业没有最后监督人。私有制企业，老板就是最后的监督人，他不需要别人监督，他就是最后的监督人。工人有工长监督，工长有车间主任监督，车间主任有厂长监督，厂长有谁监督？有理事会，或者有老板监督。但是公有制企业名义上主人是全国百姓，实际上是没有监督的，所以只能委托国资委之类的机构监督。这些机构由谁监督？没有人监督。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没有一个最终监督人，这就是从理论上简单地讲，为什么公有制不行。

　　但是也不能说所有的公有制企业都不好，个别好的国企是有的。我认识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是忠心耿耿地把国有企业做好，这不是没有。但是一般来讲，他的问题就是没有监督。我讲的好的企业，这些领导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不需要别人监督，他自己就忠心耿耿地把国有企业做好，这样的人不是没有的。但是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一换，就不知怎样了。

　　搜狐财经：您见到这些好的国有企业有哪些呢？

　　茅于轼：国内做得好的国有企业我见过几个，其中一个是做合金钢的，但具体企业名字我忘了。国际上也有做得好的例子，比如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是全世界有名的，但它是国有企业。还有法国的核电站，整个法国的电力行业基本是国有的，做得也不错的。但是从理论上讲，做得好是个别的，搞不好是普遍的。

　　进一步讲，国有企业并不一定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往往有别的目的，所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区别对待的。国有制企业它可能牺牲自己企业的利益，而追求国家的利益。

　　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看，从来没有一个以公有制企业为主的国家能搞成功的，成功的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主。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苏联、东欧、改革前的中国、现在的古巴、北朝鲜，全部都是失败的例子。从理论、从实践的历史经验看，国有企业都是应该私有化。

　　搞公有制会让百姓饿肚子

　　搜狐财经：大闹世行发布会现场的“独立学者”杜建国在媒体采访时称，“金融危机已经祸害了美国，他们还要跑到中国来让中国放松对银行的监管。”那您认为中国放松对银行的监管会是一种祸害吗？

　　茅于轼：金融危机从私有制建立以来，发生过很多次了，恐怕十几次都有，大规模的危机也有过好几次，将来还会有，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人类还没有发明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你只能比较一个更好一点的和一个更差一点的。从这个角度看，肯定是私有制比公有制更好。不能因为有金融危机，就说私有制不好。你搞了国有制，结果只会更糟糕。金融危机没有了，但老百姓要饿肚子，你想想改革前的中国，还有现在的北朝鲜、古巴。现在古巴80%的粮食靠进口。它是搞国有制的，结果效率非常低，老百姓穷得要命，穿的都是破破旧旧的，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

　　现在恐怕大家都会承认，现在中国的特权问题很严重很糟糕，而我认为特权问题最终也是和公有制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消灭特权，也必须得实行私有制。所谓公有制就是有人可以管全民的资产，这就是特权的来源。

　　银行当然要监管，公有私有都是要监管的，这不是公有私有的问题。但监管也有适度的问题，监管过度的话会造成效率降低。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讨论的。

　　百姓眼红国企，很正常很正当

　　搜狐财经：杜建国还讲到，现在很多人骂国企是因为眼红国企搞得好，那么您觉得现在的国企搞得好吗？

　　茅于轼：我们天则所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国企的性质、表现和改革》。我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国企的利润很高，是因为它很多税不交、能够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贷款、能够免费使用公共资源、或者低效的使用，所以他们赚了很多钱，员工的工资也特别高，那么大家对他们眼红，这个也很正常。你不是自己的本事做出来的，现在就是自己本事做出来的还有人眼红呢，国有企业高额利润全是靠优惠政策做出来的，别人眼红也是很正当的嘛。

　　国企利润靠垄断、靠国家给的各种优惠价格得来，这恰好说明这些国企是没有效率的。如果改成民营企业，社会经济效率会提高多了。

　　分发国有资产不如出售国有资产

　　搜狐财经：陈志武、许小年等经济学家多次建议分发国有资产，您赞同他们的观点吗？

　　茅于轼：我知道这个建议，但这有点复杂，好不好我不敢说，值得好好研究。因为把国有企业分成股票，再把股票分给老百姓，从公平上讲是很对的，从效率上讲，这些人怎么管这个企业啊？它没有一个全国的办法，看起来还是国有企业，每个老百姓都有一份，谁也想搭便车，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去管。看上去好像很公平，但是可能是没有效率的。

　　搜狐财经：茅老师，在分发国有资产上，可能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茅于轼：有什么办法？

　　搜狐财经：我们把股票分给百姓，只要股票在百姓手中，这时的国有企业就相当于上市公司，而百姓手中的股票是可以自由转让的，人们可以通过董事会来监督和管理公司。如果董事会不尽责、干得不好，人们还可以通过股权投票把他们选下去，这跟现在的国资委很不同，现在的国资委，是他们做得再糟糕，老百姓也拿他们毫无办法。所以您看分发国企实际上是不是还可以呢？

　　茅于轼：道理上是讲得通，但是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呀？俄罗斯做过，但是不成功。俄罗斯是把股票分给老百姓了吧？当然它不成功，应该也是有它的具体原因了，我们能不能避免出现他们那种情况还不一定。这个问题具体怎样，我没有研究过。

　　搜狐财经：茅老师，其实国有企业的关键，不在于他本身拥有多少资产，而是它霸占住了很多行业之后，民营企业就进不去。所以那些国有资产哪怕是百姓一分钱拿不到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让百姓可以自由的参与竞争。

　　茅于轼：国有企业和垄断是两回事。公有制它当然常有垄断，而私有制也可以有垄断，政府给他扶持垄断起来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两回事。国有制不一定是垄断企业，我们国家又公有又垄断是有的，但有些公有企业不是垄断，比如说钢铁行业，有很多公有的钢铁企业，但是私有的也是有很多的。它没有垄断，钢铁行业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搜狐财经：茅老师，您曾经预测国有企业最终会被迫出售，因为国家总会有财政困难的时候，而出售国企有助于舒缓政府财政困难。那您认为如果国有企业被出售，会不会是一种比较好的出路，而且对百姓来讲也挺好的？

　　茅于轼：其实国有企业出售这样的事早就发生过了，我们在八九十年代，有数量非常庞大的国有企业被卖掉了。以前的中国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没有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的。后来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卖掉了。那时候的国有企业都能卖得掉，现在就更容易卖得掉了。那时候卖掉国有企业的困难就是，谁有那么多钱去买呀，大家都是穷人，谁买得起国有企业呀，但还是把它给卖掉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有钱的人了，所以现在我们把国有企业卖掉，应该不会存在太大问题。

　　还有，卖掉可能比分掉好，可能是这样。分掉的话就是每个人有一份，但也是国有股份制，卖掉的话效率。这问题是一个效率高，一个公平，卖掉的话效率高，分掉的话公平。都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毛病。

　　搜狐财经：两个做法的最大好处，都是尽可能减少国有企业，而两个办法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茅于轼：是的，卖也好分也好，都是可以减少国有企业，这个大方向是不错的。

本文转载自：搜狐财经

        计划经济何以能得逞？

                 茅于轼

    银监会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率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如果超过将被视为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我很奇怪，这个四倍是如何论证出来的。为什么四倍以内是好的一旦超过就变坏了。我敢说，这个四倍根本无法论证，只能说拍脑袋定出来的。这倒不奇怪，更奇怪的是全国人民居然把这个毫无根据的“四倍”奉若神明，视若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计划经济之奥秘就在于有一批人胆子特别大，敢于定一个自己都说不清的规矩，叫全国人民去执行。也恰巧有这么一群不问是非的百姓，让这些从来没说清楚的规矩把自己束缚起来，甘心情愿地受它的罪。再如为了保护粮食安全定了一个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这个18亿亩同样是无法论证的。但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全国人民只能不断地被这从来没有证明过的数字束缚着。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近来整个金融业资金供应紧张，中小企业纷纷求告于民间借贷解决急需资金的供应。这造成借贷利息率高涨，企业负担加重，极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和成长。讨论民间借贷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但是如何看待民间借贷，是赞成或反对，态度模糊，模棱两可。因为没有理出问题的头绪，是非没搞清楚。以我看来，民间借贷肯定是利大于弊。非常值得推广的事。
    对民间借贷非议的第一个理由是利息率这么高导致许多企业破产。利息率高是不好。这一点下面再谈。至于因此而倒闭，则把事情全搞反了。企业借到了钱反而破产了，难道借不到钱倒能不破产吗？事实上民间借贷避免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而不是相反。由于大银行体制僵化，无法给中小企业融资，眼看他们不幸倒闭，最后拖累大银行。所以大银行很希望民间借贷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说因为民间借贷而造成更多企业破产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个理由是民间借贷充满风险，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这种说法完全是想当然。事实上民间借贷是最没有风险的金融业务，因为他们都是一对一的借贷关系，如果发生毁约只涉及两个人，绝不可能波及他人。不像大的金融机构，涉及面广，一旦倒闭会发生连锁反应，造成大面积破产。而且经验证明，民间借贷的毁约率远没有大家所设想的那么高。如果谨慎从事，毁约率只有百分之一二。大大低于国营银行过去的坏账率。道理很简单，个人借贷无不谨慎从事，因为借出去是自己的钱，要不回来是自己受损，哪能不谨慎小心。
    第三是对利息率的错误描述，不恰当地夸大高利贷的危害性。利息率高达180%（年息），这是极为个别的例子，不足为凭。据我所知，当今的利息率一般约为30%上下。这种借款都是短期的，几天，几周，顶多半年。它们用于在边际上十分紧迫的用场。比如自己已经有了资金的大部分，还缺一小点。如果没有这一小点全部资金都不能起作用。所以业主能够承担较高的利息率。民间借贷的利息率和企业的利润率是不同的两种性质的资金，没有可比性。而且民间借贷多半是高质量的借贷，没有抵押或担保，手续简便，很快就能拿到钱，没有回扣中介等费用，还款自由，那天还都可以，这就相当于活期存款，万一延期归还，惩罚条款比较宽松。这些条件非常有利于借入方，所以优质贷款利息率就应该高一点。
    民间借贷唯一的坏处是利息率太高，成了高利贷。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信息沟通不够。明明有低利息的资金可用，但是供需不能沟通，借了高利息的资金。这一现象现在利用互联网可以得到解决。比如出借方可以在网上发帖，说明自己有多少钱，可出借多久，期待的利息率是多少，征求借入方；借入方也可发帖，说明自己需要多少钱，借多久，愿意支付多少利息率。双方的信息透明谁也欺骗不了谁，网上能找出大体上的供需均衡利息率。高利息第二个原因是出借方的供给太少，有限的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借入方的需求，供不应求就会涨价。解决的办法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民间借贷。我国银行有二十多万亿的居民储蓄，他们只能享受不到4%的存款利息。如果有合理的利息率，他们都会参与放款。利息率肯定会降下来。第三个原因是放款方不放心借贷的安全性，怕借了不还。这一点是很难解决的。本来金融业就是有风险的，不可能万无一失。我劝有存款的诸君不妨谨慎地冒一次险，闯出一条提高自己收入的路子。      
    认为民间借贷是剥削，这是妨碍民间借贷事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认为它是剥削的理由是“不劳而获”。但是要知道，整个金融业就是不劳而获，金融业的人不从事生产劳动，但是他们赚了很多钱。如果金融业赚的钱是剥削，就应该把金融业关闭。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金融业所赚的钱是财富的创造，因为它把钱调动到了最有效的地方去使用。整个金融业，不管是银行，证券，保险，股票都是为了提高钱的使用价值。一个有效的金融业能够避免把钱用错了地方，去支持亏损的项目，去搞政绩工程，搞重复建设或低效建设。民间借贷恰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是大大值得提倡的事。它帮助企业促进生产，自己也增加了收入，是财富的创造，对全社会都有利无害。我国执行超低的存款利息，允忍资金的低效使用，既不利于泡沫经济的治理，又剥削了存款人的应得利益。有人计算过因此而损失的财富创造每年可达几千亿元之谱。
　　许多人都呼吁，我国的银行应该重视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可是这种号召已经谈了十几年，丝毫不见改善。原因是同样的银行业其内部是有分工的。大银行只为大企业服务。只有小银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我国至今没有对民间开放小银行的注册登记，所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条件下放开民间借贷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唯一出路。  
　　至于民间借贷是否合法的问题，我认为个人之间的借贷往来政府无权干涉，只有保护的义务。现在规定的“超过法定利息率四倍算是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我不明白，这个四倍的规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四倍以内是好事，一旦超出就变坏了？我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完全是拍脑袋定出来的，是毫无根据的，应该立刻废除。只要资金供给充足，利息率自然会降下来。总之，要扫除一切不利于发展民间借贷的各种障碍，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效率。

                            茅于轼

  这次在大邱田径运动会上，刘翔在快接近终点时被罗伯斯碰了一下，没有获得冠军。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很难说。但这一碰至少不会帮助刘翔提高速度，很有可能是降低了速度。但是刘翔到了终点没有怒恼，还说，这样的事常常会发生。刘翔的这句话太使我感动了。他为了准备这次比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付出了很大的辛勤。结果发生这点意外，如果是我，也会发脾气的。可是刘翔一笑置之。我真佩服刘翔的修养。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都有像他那样的修养，世界会减少许多纷争，增加许多快乐，会变得美好多了。为此我愿向刘翔致敬。

                              茅于轼

    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理由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交换的不够自由，市场的价格偏离了均衡价格，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有可能使衡量国际比较利益的尺度发生错误，应该进口的变成了出口，或者相反。

    中国要争取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在交换的自由方面有所改进。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粮食、日用品由于自由集市的逐步开放，已经做到自由交换。我们用人民币可以在超市自由选购成千上万种商品。前几年开放了黄金买卖，百姓可以用人民币自由买卖黄金。对买卖外汇的管制也越来越松。现在每人每年可以买卖相当于5万美元的外汇，而且不需要任何证件(过去只有因公出国可以换汇200美元)。人民币能直接购买各种用品，能够和黄金、美元互相交换，它越来越具备衡量价值的功能。这些措施也使中国越来越接近市场经济国家。

    可是，最近政府出台的一些限购措施，包括对房地产的限购、对汽车的限购，由于是一种对货币使用的限制，使得中国又朝着远离市场经济的方向走。限购使得市场价格发生更多扭曲。民众原本用来买房买车的钱，因为限购而买了别的商品，市场的均衡遭到损害。而这完全是人为的。

    不错，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高得离奇，因此对房地产限价似乎是有理由的。限购能够抑制房价。但是房地产价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被垄断，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收入差距太大。不在这些方面想办法，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处理，虽然房价可以被压抑，但是会引起其他的经济问题。

    用行政手段限制货币的使用，是一个需要特别谨慎的措施。大权在握的政府往往不顾市场的规则肆意横加干预，或者限购，或者限价，或者设置审批要求，结果都是削弱货币衡量价值的功能，也破坏市场的均衡。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对农产品统购统销，当时绝没有想到计划经济的后果，导致经济效率的大倒退，最后濒临经济崩溃边缘。改革以后，回归到市场经济，走交换自由化的道路，才获得空前成功。

    从更为根本的宪政角度看问题，限制货币的使用相当于侵犯百姓的私人财产。货币是百姓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限制它的使用，即使不是完全的剥夺，也是一种蚕食。如果限制的范围扩大，货币的用场越来越小，那就无异于是权力逐步代替货币在配置资源。这是一种不声不响的迈向权力经济的嬗变。我们需要对此加以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