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博客

美国东部时间5月4日晚上，Cato Institute2012年米尔顿 弗里德曼自由奖颁奖现场~

  

茅于轼先生之前对美国媒体表示，价值25万美元的奖金，将被捐给他主办的两个非政府组织，一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另外一个是扶贫基金。
       茅于轼先生夫妇是5月2号晚间从北京飞抵华盛顿的。颁奖仪式之后，他还将携夫人赵燕玲女士一道赶赴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发表演讲，并于5月12号启程返回北京。

茅于轼:公有制让百姓饿肚子

    “在改革前的中国生活过的人，想必对饿肚子记忆犹深吧？没经历过的人，可以回家问问父母，问问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不能因为有金融危机，就说私有制不好。你搞了国有制，结果只会更糟糕。金融危机没有了，但老百姓要饿肚子，你想想改革前的中国，还有现在的北朝鲜、古巴。现在古巴80%的粮食靠进口。它是搞国有制的，结果效率非常低，老百姓穷得要命，穿的都是破破旧旧的，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

　　2月28日，世界银行于北京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介绍《2030年的中国》，不料中途遭到独立学者杜建国的现场抗议。杜建国高呼国企不能私有化，痛斥华尔街都是骗子。

　　为此，搜狐财经专门采访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茅于轼在采访中逐条反驳了杜建国提出的一些观点。茅于轼认为，国企做得好是个别现象，做不好是普遍现象，所以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茅于轼还指出，目前国有企业利润高，是因为政府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并不是靠国企员工自己的本事赚那么多钱的，所以别人眼红国企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正当的。以下是访谈内容：

　　国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

　　搜狐财经：您认为国有企业该不该私有化？

　　茅于轼：我认为应该私有化。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讲应该私有化，从历史经验上看，也应该私有化。从理论上讲，公有制企业没有最后监督人。私有制企业，老板就是最后的监督人，他不需要别人监督，他就是最后的监督人。工人有工长监督，工长有车间主任监督，车间主任有厂长监督，厂长有谁监督？有理事会，或者有老板监督。但是公有制企业名义上主人是全国百姓，实际上是没有监督的，所以只能委托国资委之类的机构监督。这些机构由谁监督？没有人监督。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没有一个最终监督人，这就是从理论上简单地讲，为什么公有制不行。

　　但是也不能说所有的公有制企业都不好，个别好的国企是有的。我认识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是忠心耿耿地把国有企业做好，这不是没有。但是一般来讲，他的问题就是没有监督。我讲的好的企业，这些领导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不需要别人监督，他自己就忠心耿耿地把国有企业做好，这样的人不是没有的。但是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一换，就不知怎样了。

　　搜狐财经：您见到这些好的国有企业有哪些呢？

　　茅于轼：国内做得好的国有企业我见过几个，其中一个是做合金钢的，但具体企业名字我忘了。国际上也有做得好的例子，比如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是全世界有名的，但它是国有企业。还有法国的核电站，整个法国的电力行业基本是国有的，做得也不错的。但是从理论上讲，做得好是个别的，搞不好是普遍的。

　　进一步讲，国有企业并不一定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往往有别的目的，所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区别对待的。国有制企业它可能牺牲自己企业的利益，而追求国家的利益。

　　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看，从来没有一个以公有制企业为主的国家能搞成功的，成功的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主。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苏联、东欧、改革前的中国、现在的古巴、北朝鲜，全部都是失败的例子。从理论、从实践的历史经验看，国有企业都是应该私有化。

　　搞公有制会让百姓饿肚子

　　搜狐财经：大闹世行发布会现场的“独立学者”杜建国在媒体采访时称，“金融危机已经祸害了美国，他们还要跑到中国来让中国放松对银行的监管。”那您认为中国放松对银行的监管会是一种祸害吗？

　　茅于轼：金融危机从私有制建立以来，发生过很多次了，恐怕十几次都有，大规模的危机也有过好几次，将来还会有，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人类还没有发明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你只能比较一个更好一点的和一个更差一点的。从这个角度看，肯定是私有制比公有制更好。不能因为有金融危机，就说私有制不好。你搞了国有制，结果只会更糟糕。金融危机没有了，但老百姓要饿肚子，你想想改革前的中国，还有现在的北朝鲜、古巴。现在古巴80%的粮食靠进口。它是搞国有制的，结果效率非常低，老百姓穷得要命，穿的都是破破旧旧的，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

　　现在恐怕大家都会承认，现在中国的特权问题很严重很糟糕，而我认为特权问题最终也是和公有制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消灭特权，也必须得实行私有制。所谓公有制就是有人可以管全民的资产，这就是特权的来源。

　　银行当然要监管，公有私有都是要监管的，这不是公有私有的问题。但监管也有适度的问题，监管过度的话会造成效率降低。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讨论的。

　　百姓眼红国企，很正常很正当

　　搜狐财经：杜建国还讲到，现在很多人骂国企是因为眼红国企搞得好，那么您觉得现在的国企搞得好吗？

　　茅于轼：我们天则所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国企的性质、表现和改革》。我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国企的利润很高，是因为它很多税不交、能够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贷款、能够免费使用公共资源、或者低效的使用，所以他们赚了很多钱，员工的工资也特别高，那么大家对他们眼红，这个也很正常。你不是自己的本事做出来的，现在就是自己本事做出来的还有人眼红呢，国有企业高额利润全是靠优惠政策做出来的，别人眼红也是很正当的嘛。

　　国企利润靠垄断、靠国家给的各种优惠价格得来，这恰好说明这些国企是没有效率的。如果改成民营企业，社会经济效率会提高多了。

　　分发国有资产不如出售国有资产

　　搜狐财经：陈志武、许小年等经济学家多次建议分发国有资产，您赞同他们的观点吗？

　　茅于轼：我知道这个建议，但这有点复杂，好不好我不敢说，值得好好研究。因为把国有企业分成股票，再把股票分给老百姓，从公平上讲是很对的，从效率上讲，这些人怎么管这个企业啊？它没有一个全国的办法，看起来还是国有企业，每个老百姓都有一份，谁也想搭便车，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去管。看上去好像很公平，但是可能是没有效率的。

　　搜狐财经：茅老师，在分发国有资产上，可能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茅于轼：有什么办法？

　　搜狐财经：我们把股票分给百姓，只要股票在百姓手中，这时的国有企业就相当于上市公司，而百姓手中的股票是可以自由转让的，人们可以通过董事会来监督和管理公司。如果董事会不尽责、干得不好，人们还可以通过股权投票把他们选下去，这跟现在的国资委很不同，现在的国资委，是他们做得再糟糕，老百姓也拿他们毫无办法。所以您看分发国企实际上是不是还可以呢？

　　茅于轼：道理上是讲得通，但是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呀？俄罗斯做过，但是不成功。俄罗斯是把股票分给老百姓了吧？当然它不成功，应该也是有它的具体原因了，我们能不能避免出现他们那种情况还不一定。这个问题具体怎样，我没有研究过。

　　搜狐财经：茅老师，其实国有企业的关键，不在于他本身拥有多少资产，而是它霸占住了很多行业之后，民营企业就进不去。所以那些国有资产哪怕是百姓一分钱拿不到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让百姓可以自由的参与竞争。

　　茅于轼：国有企业和垄断是两回事。公有制它当然常有垄断，而私有制也可以有垄断，政府给他扶持垄断起来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两回事。国有制不一定是垄断企业，我们国家又公有又垄断是有的，但有些公有企业不是垄断，比如说钢铁行业，有很多公有的钢铁企业，但是私有的也是有很多的。它没有垄断，钢铁行业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搜狐财经：茅老师，您曾经预测国有企业最终会被迫出售，因为国家总会有财政困难的时候，而出售国企有助于舒缓政府财政困难。那您认为如果国有企业被出售，会不会是一种比较好的出路，而且对百姓来讲也挺好的？

　　茅于轼：其实国有企业出售这样的事早就发生过了，我们在八九十年代，有数量非常庞大的国有企业被卖掉了。以前的中国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没有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的。后来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卖掉了。那时候的国有企业都能卖得掉，现在就更容易卖得掉了。那时候卖掉国有企业的困难就是，谁有那么多钱去买呀，大家都是穷人，谁买得起国有企业呀，但还是把它给卖掉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有钱的人了，所以现在我们把国有企业卖掉，应该不会存在太大问题。

　　还有，卖掉可能比分掉好，可能是这样。分掉的话就是每个人有一份，但也是国有股份制，卖掉的话效率。这问题是一个效率高，一个公平，卖掉的话效率高，分掉的话公平。都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毛病。

　　搜狐财经：两个做法的最大好处，都是尽可能减少国有企业，而两个办法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茅于轼：是的，卖也好分也好，都是可以减少国有企业，这个大方向是不错的。

本文转载自：搜狐财经

        计划经济何以能得逞？

                 茅于轼

    银监会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率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如果超过将被视为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我很奇怪，这个四倍是如何论证出来的。为什么四倍以内是好的一旦超过就变坏了。我敢说，这个四倍根本无法论证，只能说拍脑袋定出来的。这倒不奇怪，更奇怪的是全国人民居然把这个毫无根据的“四倍”奉若神明，视若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计划经济之奥秘就在于有一批人胆子特别大，敢于定一个自己都说不清的规矩，叫全国人民去执行。也恰巧有这么一群不问是非的百姓，让这些从来没说清楚的规矩把自己束缚起来，甘心情愿地受它的罪。再如为了保护粮食安全定了一个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这个18亿亩同样是无法论证的。但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全国人民只能不断地被这从来没有证明过的数字束缚着。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近来整个金融业资金供应紧张，中小企业纷纷求告于民间借贷解决急需资金的供应。这造成借贷利息率高涨，企业负担加重，极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和成长。讨论民间借贷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但是如何看待民间借贷，是赞成或反对，态度模糊，模棱两可。因为没有理出问题的头绪，是非没搞清楚。以我看来，民间借贷肯定是利大于弊。非常值得推广的事。
    对民间借贷非议的第一个理由是利息率这么高导致许多企业破产。利息率高是不好。这一点下面再谈。至于因此而倒闭，则把事情全搞反了。企业借到了钱反而破产了，难道借不到钱倒能不破产吗？事实上民间借贷避免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而不是相反。由于大银行体制僵化，无法给中小企业融资，眼看他们不幸倒闭，最后拖累大银行。所以大银行很希望民间借贷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说因为民间借贷而造成更多企业破产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个理由是民间借贷充满风险，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这种说法完全是想当然。事实上民间借贷是最没有风险的金融业务，因为他们都是一对一的借贷关系，如果发生毁约只涉及两个人，绝不可能波及他人。不像大的金融机构，涉及面广，一旦倒闭会发生连锁反应，造成大面积破产。而且经验证明，民间借贷的毁约率远没有大家所设想的那么高。如果谨慎从事，毁约率只有百分之一二。大大低于国营银行过去的坏账率。道理很简单，个人借贷无不谨慎从事，因为借出去是自己的钱，要不回来是自己受损，哪能不谨慎小心。
    第三是对利息率的错误描述，不恰当地夸大高利贷的危害性。利息率高达180%（年息），这是极为个别的例子，不足为凭。据我所知，当今的利息率一般约为30%上下。这种借款都是短期的，几天，几周，顶多半年。它们用于在边际上十分紧迫的用场。比如自己已经有了资金的大部分，还缺一小点。如果没有这一小点全部资金都不能起作用。所以业主能够承担较高的利息率。民间借贷的利息率和企业的利润率是不同的两种性质的资金，没有可比性。而且民间借贷多半是高质量的借贷，没有抵押或担保，手续简便，很快就能拿到钱，没有回扣中介等费用，还款自由，那天还都可以，这就相当于活期存款，万一延期归还，惩罚条款比较宽松。这些条件非常有利于借入方，所以优质贷款利息率就应该高一点。
    民间借贷唯一的坏处是利息率太高，成了高利贷。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信息沟通不够。明明有低利息的资金可用，但是供需不能沟通，借了高利息的资金。这一现象现在利用互联网可以得到解决。比如出借方可以在网上发帖，说明自己有多少钱，可出借多久，期待的利息率是多少，征求借入方；借入方也可发帖，说明自己需要多少钱，借多久，愿意支付多少利息率。双方的信息透明谁也欺骗不了谁，网上能找出大体上的供需均衡利息率。高利息第二个原因是出借方的供给太少，有限的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借入方的需求，供不应求就会涨价。解决的办法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民间借贷。我国银行有二十多万亿的居民储蓄，他们只能享受不到4%的存款利息。如果有合理的利息率，他们都会参与放款。利息率肯定会降下来。第三个原因是放款方不放心借贷的安全性，怕借了不还。这一点是很难解决的。本来金融业就是有风险的，不可能万无一失。我劝有存款的诸君不妨谨慎地冒一次险，闯出一条提高自己收入的路子。      
    认为民间借贷是剥削，这是妨碍民间借贷事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认为它是剥削的理由是“不劳而获”。但是要知道，整个金融业就是不劳而获，金融业的人不从事生产劳动，但是他们赚了很多钱。如果金融业赚的钱是剥削，就应该把金融业关闭。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金融业所赚的钱是财富的创造，因为它把钱调动到了最有效的地方去使用。整个金融业，不管是银行，证券，保险，股票都是为了提高钱的使用价值。一个有效的金融业能够避免把钱用错了地方，去支持亏损的项目，去搞政绩工程，搞重复建设或低效建设。民间借贷恰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是大大值得提倡的事。它帮助企业促进生产，自己也增加了收入，是财富的创造，对全社会都有利无害。我国执行超低的存款利息，允忍资金的低效使用，既不利于泡沫经济的治理，又剥削了存款人的应得利益。有人计算过因此而损失的财富创造每年可达几千亿元之谱。
　　许多人都呼吁，我国的银行应该重视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可是这种号召已经谈了十几年，丝毫不见改善。原因是同样的银行业其内部是有分工的。大银行只为大企业服务。只有小银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我国至今没有对民间开放小银行的注册登记，所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条件下放开民间借贷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唯一出路。  
　　至于民间借贷是否合法的问题，我认为个人之间的借贷往来政府无权干涉，只有保护的义务。现在规定的“超过法定利息率四倍算是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我不明白，这个四倍的规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四倍以内是好事，一旦超出就变坏了？我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完全是拍脑袋定出来的，是毫无根据的，应该立刻废除。只要资金供给充足，利息率自然会降下来。总之，要扫除一切不利于发展民间借贷的各种障碍，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效率。

                            茅于轼

  这次在大邱田径运动会上，刘翔在快接近终点时被罗伯斯碰了一下，没有获得冠军。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很难说。但这一碰至少不会帮助刘翔提高速度，很有可能是降低了速度。但是刘翔到了终点没有怒恼，还说，这样的事常常会发生。刘翔的这句话太使我感动了。他为了准备这次比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付出了很大的辛勤。结果发生这点意外，如果是我，也会发脾气的。可是刘翔一笑置之。我真佩服刘翔的修养。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都有像他那样的修养，世界会减少许多纷争，增加许多快乐，会变得美好多了。为此我愿向刘翔致敬。

                              茅于轼

    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理由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交换的不够自由，市场的价格偏离了均衡价格，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有可能使衡量国际比较利益的尺度发生错误，应该进口的变成了出口，或者相反。

    中国要争取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在交换的自由方面有所改进。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粮食、日用品由于自由集市的逐步开放，已经做到自由交换。我们用人民币可以在超市自由选购成千上万种商品。前几年开放了黄金买卖，百姓可以用人民币自由买卖黄金。对买卖外汇的管制也越来越松。现在每人每年可以买卖相当于5万美元的外汇，而且不需要任何证件(过去只有因公出国可以换汇200美元)。人民币能直接购买各种用品，能够和黄金、美元互相交换，它越来越具备衡量价值的功能。这些措施也使中国越来越接近市场经济国家。

    可是，最近政府出台的一些限购措施，包括对房地产的限购、对汽车的限购，由于是一种对货币使用的限制，使得中国又朝着远离市场经济的方向走。限购使得市场价格发生更多扭曲。民众原本用来买房买车的钱，因为限购而买了别的商品，市场的均衡遭到损害。而这完全是人为的。

    不错，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高得离奇，因此对房地产限价似乎是有理由的。限购能够抑制房价。但是房地产价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被垄断，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收入差距太大。不在这些方面想办法，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处理，虽然房价可以被压抑，但是会引起其他的经济问题。

    用行政手段限制货币的使用，是一个需要特别谨慎的措施。大权在握的政府往往不顾市场的规则肆意横加干预，或者限购，或者限价，或者设置审批要求，结果都是削弱货币衡量价值的功能，也破坏市场的均衡。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对农产品统购统销，当时绝没有想到计划经济的后果，导致经济效率的大倒退，最后濒临经济崩溃边缘。改革以后，回归到市场经济，走交换自由化的道路，才获得空前成功。

    从更为根本的宪政角度看问题，限制货币的使用相当于侵犯百姓的私人财产。货币是百姓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限制它的使用，即使不是完全的剥夺，也是一种蚕食。如果限制的范围扩大，货币的用场越来越小，那就无异于是权力逐步代替货币在配置资源。这是一种不声不响的迈向权力经济的嬗变。我们需要对此加以高度警惕。